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的研究方法推荐.docVIP

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的研究方法 在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问题的研究中，许多学者各抒己见，互相切磋，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取得共识。但是，毋庸讳言，分歧还是有的，而且还会产生新的分歧。 我想，除占有资料不同从而形成不同观点的情况以外，召院方法上的差异恐怕也是导致结论上分歧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想利用本书出版的机会，讨论一下本专题的研究方法问题。 首先是判断标准问题。所谓经济重心的转移问题，实质上就是经济发展不平衡性的动态变化问题。例如从战国开始，关中地区、河北、蜀，都曾被誉为“天府之国”，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先是不再有河北是“天府之国”的说法，唐以后关中也不再有“天府之国”的说法，只剩下四川(主要指川西平原)仍称“天府之国”。又如河北，一直到三国时期仍然为甲兵强盛、经济富庶地区，但曹魏以后其经济地位显然江河日下，安史乱后更因藩镇割据、契丹崛起和南侵而备受影响。再如淮南地区，本为开发中的经济区，至唐代进入发达地区行列，与江南(主要指江南东道)并称“江淮”。但是，北宋末、南宋时期，宋金对峙，淮南由经济腹地变为前线，社会经济的发展自必受到严重影响，处于长时期停滞和衰落中。 中国古代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动态变化在唐宋时期的反映就是经济重心南移这个大趋势，这就是判断问题的前提。 接着是判断的标准。在本章第一节《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的若干问题探讨》中，我们提出两个判断标准或者依据，这就是：一、区别经济开发与经济重心的标准。“所谓经济开发地区，顾名思义，原来的经济不发达，尚未开发或尚未全面开发，具有经济发展前途即经济潜力，但尚未形成强大的经济实力，不足成为全国的经济重心。而经济中心地区，按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来说，在全国是最先进的。表现为生产的广度和深度超过其他地区，与国计民生关系密切的主要生产部门的产量与质量名列前茅，可比的工农业产值最高，商品经济繁荣并达到一定程度，反映在财政收入方面，该地区也是财政收入的倚重地区，即主要财源所在”。二、经济重心转移过程完成的标准。“我们认为，第一，经济重心所在地区生产发展的广度和深度超过其他地区，具体表现为：人口众多，劳力充足，主要生产部门的产量与质量名列前茅；商品经济发达。第二，经济重心所在地区生产发展具有持久性与稳定性，不只是在一个较短时期内居优势地位，而是有持续优势的趋势，就是说其优势为后世所继承。第三，新的经济中心取代了旧的经济中心后，封建政府在经济上倚重新的经济中心，并在政治上有所反映”。 以上两个标准提出以后，曾有学者对“经济重心转移过程完成的标准”提出质疑，认为“标准”的第一点未量化计算，仍然只能给人一个模糊的概念；“标准”的第三点把经济中心的转移与政治中心的变化联系起来，势必将经济重心南移的时间推迟，因为政治中心的变化属于上层建筑范畴的问题，经济重心南移属于经济基础范畴的问题，二者不会同步地发生变化[1]。 历史学的任务是揭示历史发展基本趋势呢，还是尽量做到穷极细微末节的“具体化”呢?我认为应该坚持揭示历史发展基本趋势的研究原则，而避免做条件不够的“具体化”研究。关于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的趋势早已被学者们提出了，问题是南移过程在什么时候基本完成?如何确定南移过程的完成?以及南移与政治中心变化有什么关系?这些问题是围绕揭示历史发展基本趋势这个大目标提出的。至于“具体化”与量化问题，它是为历史研究的大目标服务的。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在谈到第二代历史学家相信“人类历史中全部最细微事实的集合终将说话”的观点时指出，“问题在于得失是否相当，因为这些成果的取得往往经过了数量极大而且难以综合处理的资料积累”[2]。就是说，历史需要准确的事实作为根据，但又不是走穷究细微末节的路子，以免失去大目标，疏于分析。再则，量化计算需要精确的统计资料作基础，经过计算机处理方可获得数据，这一点不易做到。 所以，关于判断标准的讨论涉及到历史研究的一般方法问题，即分析的重点放在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趋势这个大目标呢，还是舍此而去计算具体的量化数据。 其次是比较方法问题。既然经济重心转移问题实质上就是经济发展不平衡性的动态变化问题，那么，地区经济发展趋势的比较就变得重要了。陈衍德同志和我在《试论唐宋四川经济发展的若干问题》一文中即进行过这种比较分析尝试。我们选择了局部和全局的比较方法，而不是选择局部与局部或全局与全局的比较方法。所谓局部与全局的比较方法是指把四川地区经济的变化和全国经济变动大趋势作比较，初步研究结果是：“当全国出现大的动乱时，四川经济地位便相对上升，而全国普遍安定时期，四川经济地位便呈相对下降的趋势。”例如，安史乱起，中原动荡，全国(主要指黄河流域)的经济形势恶化，四川以其“内外险固”的地理条件和“土富人繁”的经济条件，得以成为全国性动乱中的一片绿洲。唐末五代，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