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路温舒《尚德缓刑书.docVIP

重读路温舒《尚德缓刑书》有感杨兴培相信几乎所有熟悉中国法制史的人，都会对汉代路温舒所著的《尚德缓刑书》心有所念，情有所牵。读着《尚德缓刑书》，即使隔着几重书卷，人们仿佛也能闻到当时严刑峻法下面的浓浓血腥味，对该篇宏著所论及的暴秦严刑峻法而亡和要尚德缓刑厚爱众生以延续江山社稷的千古警示熟稔于胸者，也会常常拍案称道，感慨良多。?两千年前的路温舒，是西汉宣帝时人。宣帝初即位时，路温舒正在司法部门供职，只不过是一名低级的廷尉史(法律事务官)。但他“位卑未敢忘忧国”，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自励，以皇帝“春秋正即位，大一统而慎始”为劝谕，以“法益烦苛，温舒希冀一扫之”为期盼，大胆上疏请求改变重刑主义、重用治狱官吏的刑事政策，主张“尚德缓刑”，施行德政，为“天下涤烦文，除民疾，存亡继绝，以应天意”，从而为天下兴利造福。?路温舒所处的年代，离暴秦严刑峻法而亡的岁月相距不远。《尚德缓刑书》历数暴秦具有十大弊政，路温舒认为这是秦朝灭亡的主要原因。但是“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狱之吏是也。”路温舒比普通人更为深刻地了解十大弊政中法密政苛、狱吏酷烈所带来的祸害。?汉朝代秦而起，汉初虽然也有中国历史上少见的文帝之治、景帝之盛时代，然而，汉承秦制，任用酷吏，司法黑暗依然是一种事实。所以路温舒痛心疾首地指出，凡为治狱之吏，犹如身怀利器，必生杀心，是故必然“上下相驱，以刻为明”，“败法乱正，离亲塞道”。他们竞相追逐，滥施刑罚，以“治狱”越苛刻越好，定罪量刑越重越好。结果，造成了“死人之血流离于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死刑)之计，岁以万数”的惨烈景象。为什么当时“治狱之吏”都“以刻为明”呢?这也许是个千古之谜题。除了老子所曾说过的“身怀利器，必生杀心”属于人之常情之外者，更主要的是由于政治环境的原因。本来嘛，“夫狱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复生，绝者不可复属”，所以治狱尤当慎重。然而专制社会必以威严治国，高压服人，让整个社会时时处于一种恐惧之中，方能镇住百姓大众和各路人马。在此政治制度之下，“深者获公名，平者多后患”，路温舒一语道破了当时治狱黑暗的真谛:为追求治绩。“故治狱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好一个“自安之道在人之死”!千百人的人头落地，不过是为了一个自安之道，专制社会的恐怖之状不言而喻，令人不寒而栗。“治狱之吏”，诱之于“深者获公名”，为法吏者自然趋之若鹜;而鉴于“平者多后患”，即使有仁爱之心者，在不良司法观念的支配下，也得“皆欲人死”方保自己饭碗不被端走。也因为“深者获公名”，于是为法吏者，就应当旗帜鲜明，立场坚定，“皆欲人死”就成了必然现象。路温舒上书时已是公元前67年，此时距司马迁蒙冤受腐刑已有32年，但司马迁受刑之日的场景，想必对于路温舒来说依然历历在目。?《尚德缓刑书》除了对狱政黑暗、用刑酷烈的现象进行痛斥外，还对造成冤狱的原因——刑讯逼供——表示深恶痛绝，并进行了深入的剖析揭示。路温舒尖锐地揭露了专制时代运用刑讯逼供的残忍手段，使人入罪。他认为刑讯迫使罪犯编造假供，给狱吏枉法定罪大开了方便之门。正所谓“夫人情安则乐生，痛则思死。棰楚之下，何求而不可得”。严刑拷打，靠刑讯来逼供，“囚人不胜痛，则饰辞以视(示)之”，被迫造假。“吏治者利其然，则指道以明之”，名义上是利用假口供向犯人指出犯了什么罪，晓以利害，要他服罪，其实这中间无疑已包含着“诱供”、“指供”、“问供”现象，以进一步陷人于罪。“上奏畏却，则锻炼(炼)而周内(纳)之”，就是说:怕上级批不准，必须把上报材料和定罪报告写好，使“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其进路不过是:一是进一步对“人犯”进行刑讯逼供，以便取得更多的“罪证”;二是组织专案小组、刀笔之吏对材料进行精心加工，对报告进行周密推敲，以便使“文致之罪明也”。如此，“盖奏当之成，虽咎繇(同皋陶，传说中舜时贤明的法官)听之，犹以为死有余辜”，由此铁案如山，不可覆翻矣。“是以狱吏专为深刻，残贼而亡极，偷为一切，不顾国患，此世之大贼也。”?想想也是，想当年“柳营春试马，虎帐夜谈兵”的绛侯周亚夫，文武兼备，勇冠三军。驻军细柳，文帝前来犒军欲入军营，军士曰:“唯闻将军令，不知皇帝诏”，使得文帝都不得随便入其兵营。至于削藩平叛，叱咤风云，何等威风，乃一代英雄也。然而一旦失却汉景帝恩宠，翻身作为楚囚，却是“画地为狱议不入;刻木为吏期不对”，又何等可怜。在严刑拷打前面少有人扛得住，所以路温舒痛心疾首而言:“故天下之患，莫深于狱;败法乱正，离亲塞道，莫甚乎治狱之吏。”?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讲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其实评价中国的刑事司法实践，冤假错案总是一道绕不过去的坎，历史上是如此，现实中也是如此。每一起冤假错案背后总有一个刑讯逼供的场景，总像阴云一样笼罩在中国刑事司法领域的上空，也让中国的整个刑事司法领域蒙羞。尽管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