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强制性方案变迁到诱致性方案变迁.doc

从强制性制度变迁到诱致性制度变迁 ----——中国期货市场产生的案例分析及其现实意义 所谓制度变迁，是指制度创立、变更及随着时间变化而被打破的方式。诺斯（1994）在《制度变迁理论纲要——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演讲》中认为，制度变迁是一个制度不均衡时追求潜在获利机会的自发交替行为。制度变迁过程既可以由政府引入法律、政策和命令强制进行，也可以由个人或自愿团体为响应获利机会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林毅夫 1989），即国家在追求租金最大化目标下通过政策法令实施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和人们在制度不均衡时追求潜在获利机会的诱致性制度变迁两种类型。 强制性制度变迁是以政府（包括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为主体、自上而下、具有激进性质的制度变迁类型。由于政府制度安排的力量比较大，因此，制度出台的时间短、制度实施时推动力度大，政府的权威能保证制度安排较好的运行。但是，这种制度变迁方式不是相关利益主体通过重复博弈形成的，“决策者或影响决策的利益集团会利用制度供给的机会为自身牟利”，信息不对称下的“搭便车”行为不可避免。另外，政府的制度安排基于经验而有可能不是根据现实的需要，不适应制度环境而出现低效率的现象不可避免。 诱致性制度变迁是以微观经济行为主体（如农民、居民、企业等）为主体、自下而上进行的一种制度变迁类型。在这种制度变迁过程中，处于基层的行为主体因为发现潜在获利机会而先有制度需求，然后自下而上产生对制度的需求或认可，直至影响决策者安排更好的制度。所以，诱致性制度变迁具有边际革命和增量调整性质，是一种渐进的、不断分摊改革成本的演进过程。 在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中，制度环境、制度安排、制度均衡和非均衡是非常核心的概念。制度环境是一系列用来确立生产、交换、分配的基本政治、社会和法律规则；制度安排则是指支配经济单位之间可能合作与竞争方式的规则，我们通常所说的制度指的是制度安排。诺斯理解的制度均衡是这样的一种状态，即各行为主体对既定的制度安排及制度结构的一种适意状态。与之对应的制度非均衡是指行为主体对现存制度安排的一种不满意或不满足，意欲改变但未改变的状态。一项制度安排如果出现了制度非均衡状态，就存在制度变迁的动机和可能。只有在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的情况下，行为主体才会去推动直至最终实现制度变迁。期货市场作为市场交易的最高级形式，是人类交易制度的最伟大创新之一。期货市场在中国十多年的发育和成长更是一场十分深刻的制度变迁。本案例以中国期货市场的产生阶段（1988—1993年）为分析对象，剖析中国期货市场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的制度变迁过程，并试图从中找到指导目前中国期货市场规范发展进程的现实意义。 （二）对中国期货市场产生进程的制度分析 1.制度变迁主体分析。 从中国期货市场的研究阶段到试点阶段、正式创办，我们可以看到政府机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商业部、河南省政府等）是整个制度变迁过程的主体。常清（2001）总结中国期货市场产生的直接动因为“国家领导人的倡导和支持、政策和方案研究者的推动、各级政府官员的努力、国际期货贸易的发展”，其中三项动因都与政府机构及其代言人有关。 政府机构通过领导人指示、研究机构负责制度设计等形式，推动了这一自上而下的制度变迁。它既是期货市场制度的需求者，又是期货市场制度的供给者，这使得一方面具有制度变迁边际成本较低的优势，另一方面又可能存在制度创新的边际收益较低的劣势。在其后的期货市场超高速发展过程中，几乎所有交易所都是由政府部门或行业内大型国有企业投资组建，因此地方利益和中央部门利益牵连其中，造成了“搭便车”者众多的情况终于出现。市场投资者、需要套期保值的企业不是这一制度变迁的主体，在其后的制度运行中应得到的收益被地方利益和部门利益夺走。所以，对于整个社会而言，如果说在试点之初制度变迁的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那么在1992年、1993年之间，制度变迁的边际收益是小于边际成本的。制度重新回到不均衡状态迫使政府进行清理整顿以图再次回到制度均衡，即进入另一个逆向的制度变迁过程。 2.制度变迁过程分析。 制度变迁过程一般可以分为五个步骤：第一，形成推动制度变迁的第一行动集团，即对制度变迁起主要作用的集团；第二，提出有关制度变迁的方案；第三，根据制度变迁的原则对方案进行选择和评估；第四，形成推动制度变迁的第二行动集团，即起次要作用的行动集团；第五，两个集团共同努力实现制度变迁。 纵观中国期货市场的产生过程，这一制度变迁过程的确依据这些步骤依次进行。1988年发生的“抢购风潮”震惊全国，粮价呈现大起大落，政府最高决策层及政策研究者陷入反思之中。对期货市场制度的“认识和组织”源于对这些经济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