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根生的“悔”与“罪”.docVIP

牛根生的“债”与“败” 牛根生曾写过颇为煽情的《中国乳业的罪罚治救》。但是，你忏悔了么？若没有，奢谈什么罪与罚呢？若没有，你岂能得着“救赎”？ 救市? 在6月10日这样具有个人标志性的一天，蒙牛乳业毫无征兆地对外正式宣布：创始人牛根生辞任公司董事会主席一职。据称，他“计划将大部分时间投入到慈善事业中”。 “这都是意料之中的事。”一位业内人士评价说：“3年前，蒙牛傍上宁高宁这棵大树时，结局就已经定了。” 世人都知，他从天堂跌落到地狱的一天，在2008年9月16日。三聚氰胺事件引发的蒙牛股价暴跌让蒙牛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财务窘境。截至10月27日，蒙牛股价已跌去当年最高市值的三分之二强。后来披露的年报显示，2008年蒙牛一年亏损9.486亿元，亏损金额超过其2007年全年利润。 没有人清楚蒙牛当时的资金链究竟绷得有多紧。在2008年的秋天，焦头烂额的牛根生一方面必须防止老牛基金会抵押给摩根士丹利4.5%的蒙牛股份落到他人之手，另一方面他还要找更大的战略买家，帮助蒙牛解决日渐枯竭的现金流。 牛根生做出了自己的危机处理对策。和宁高宁见了3次面后，他得到了中粮的入股。他的想法显然很有中国特色——借助“国”字的名号与资源，来挽救蒙牛的财务和信誉危机。 财经作家苏小和(博客)（微博）认为：一直到投奔宁高宁之前，牛根生都是有机会翻身的。“他大可以选择向消费者认错，取得人们的原谅。可惜他财大气粗，不知道从哪里学到的骄傲思维，总想着用一个谎言遮蔽另一个谎言，用更大的谎言遮蔽先前小的谎言，用一个体制性的谎言来掩盖企业的谎言，用一个时代的谎言来掩盖他一个人的谎言。” 牛根生的个人困局，不过是中国产业发展“原罪”的一个象征性缩影。 在一个产业高速发展时期，一些企业借助某些因素，获得了某种竞争优势，牟取了某部分不当的利益。当行业危机在某一天来临，要求他们偿还历史性债务的时候，企业家们将如何面对？ “好美名”的牛根生没有这样的勇气。危机爆发之后，他采取了掩饰、推脱和躲闪，并实践他所理解中最强大的生存法则——为蒙牛寻找到一顶红色的保护伞。 政商关系，从来都是中国企业家的头等大事。一位经济学家曾说，中国的企业家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靠着官方背景发家的，一类是暂时没有官方背景、但一直在努力寻找后台的。 这让人想起蒙牛2004年赴香港上市几个月之前遭遇的另一次生存危机。当时有不明身份的人威胁要对蒙牛在超市中的产品投下剧毒。一时间，产品下架，市场上传言四起，公司前景风雨飘荡。跑到北京求救的牛根生，在央视广告部主任郭振玺的穿针引线下，得到了温家宝总理的批示，最后以行政命令方式，帮助蒙牛渡过了生死大关。 2008年，记者采访牛根生时，我们之间曾有一个有意思的谈话片段。我提到蒙牛内部有党委、经常搞政治学习、喜欢讲政治，打趣说：“一个民营企业为什么搞得很有国企的感觉。” “你说对了！你发现了蒙牛一个最重要的特点。”牛根生嗓音忽然间响亮了起来：“我建议你的稿子应该重点从这个角度写。” 这的确是一个悖论。在国营工厂多年的牛根生，他对国有体制弊端引发的人事和产权问题有着最深刻的感受。蒙牛能在短时间内迅速崛起，成为伊利、光明等奶业国企的劲敌，正是得益于它在体制和产权上的天然优越性。 一个原本的商业伦理错误，如今却陷落于体制倒退的困境之中。 一个人的认罪和悔改，竟是这么的难。 烙印 牛根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他个人的成功和失败，都有着某种标本意义。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是商业偶像、道德的完美化身。他的语录、他的自我行销术、他的高调“裸捐”慈善，使得许多人一度为他的这种个人光辉而晕眩。 “他很能说，也很有表演的天赋；面对不同的人，政府领导、记者或是员工，都各有一套话语体系，是天生的营销高手。”接近中国乳业领袖的陆先生这样认为。 牛根生的身上，烙刻着《水浒》与《三国》中的中国式谋略与生存法则。 早在1800年前,当世界上的大多数民族还处在野蛮、蒙昧当中,我们的祖先就已经发展出强大而完善的谋略系统。如果说《三国》书写的，是主流社会做人的潜规则，《水浒》彰显的，则是非主流社会做人的潜规则。 牛根生是典型的“宋江式”企业家。在蒙牛推出那本演绎他个人神话的《蒙牛内幕》中，他并不忌讳自己少年时曾混迹帮派的经历。这让牛根生早早就洞悉了人性。在伊利时代，他就以“财聚人散，财散人聚”为座右铭，用郑俊怀奖给他买桑塔纳的18万元买了4部车让员工上下班用，也曾把自己的108万元年薪分给众人。所以，他深得弟兄们的拥戴，成为“梁山”事业的核心。这让他在1999年初创办蒙牛时得到了许多人的帮助。牛根生也多次绝处逢生，所谓“小胜凭智，大胜靠德”，运气中自有必然。 1999年，被逐出伊利的牛根生置之死地而后生，带着旧部攻城略地，进入了中国的主流商业社会舞台。十年间，伊利、蒙牛、光明等几家乳企之间短兵肉搏、勾心斗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