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老家庭代际交往的调查研究.docVIP

农村老年人家庭代际交往调查研究 徐勤 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摘要]本文利用调查数据，探讨了农村老年人家庭代际交往的现状与特点。结果表明，农村代际之间的经济与劳务交往仍然十分普遍，子女对上代的支持依旧是代际交往的主要方向。然而，在经济发达地区，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对代际关系的影响已经显现出来，老人的经济独立性提高，子女养老的经济负担大为减轻。但是，当老人生病时，子女依然是照料服务的主要提供者。今后，在农村，除了要继续扩大社会养老保险覆盖面并提高保障水平外，还需要解决老年社会化照料服务问题。 [关键词]农村老年人；家庭代际交往；养老保障；家庭养老；社会化养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随着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开始建立并且逐步健全，这对传统家庭代际关系产生了较大影响。近年来，对农村家庭代际关系的研究日益增多，但从社会养老保障角度研究老年人家庭代际关系的还比较少。老年人除了老有所养，还有老有所医问题，以往代际间经济交往的研究注重收入来源，较少对此给予关注。本文利用调查数据，重点探讨农村传统的家庭代际交往是否发生了变化，有什么趋势？并侧重于从经济支持、生活照料这两个养老主要方面进行考察。 一、文献回顾 关于代际关系中给予的动机，在西方现有研究文献中有三种理论解释：一是权力与协商模型（Power and bargaining model），该理论认为，父母从子女或家庭其他成员处获得支持的程度与其对资源（如财产）的控制有关。二是交换模型 （Mutual aid /exchange model），该理论认为代际交换按照“投桃报李”的原则进行，给予是为了获得回报，如父母为子女提供服务（照顾孙子女等），反过来，子女为父母提供经济支持或以与父母同住作为回报。而子女帮助老年父母，会增大孙子女一代效仿这种做法的可能性[1]。拷特利考夫和莫瑞斯甚至扩大了交换理论的逻辑范畴，使之更具有煽动性，认为父母的资源流向子女不是恩惠或责任，而是简单的“贿赂”。三是合作群体模型（Altruism/corporate group model），该理论认为，家庭成员的行为以个人利益最大化为原则，由一位公正的家庭成员（通常为家庭中的年长者）控制并有效分配家庭资源，资源分配达到帕累托最优[2]。贝克指出，代际间的交换是基于利他主义的动机，也就是说，在父母最“需要”的时候，子女的资源会流向父母，反之亦然。这里，“需要”被定义为由于健康和经济状况不好而产生的需要[3]。曾毅等指出，中国家庭内部的代际支持是老年保障和照料的主要来源[4]。 中国学术界对代际之间经济交往的研究时间不长，且多侧重于城市。郭志刚等人最早通过供养金额、抚养金额及净供养金额为测量手段分析了老年人与子女之间代际经济流动的方向和数量，认为：无论城乡，子女供养老人即供养型经济关系仍然占主导地位[5]。陈功等人用同样的测量手对2000年的老年人口调查数据进行了定量分析，认为：中国传统的子女养老模式或反哺模式仍是当前养老的主要方式，子女供养老年人是子女与老年人代际交流中的主要形式，农村老年人比城市老年人更多地依赖于子女的供养[6]。陈皆明以子女为父母提供的服务（个人照料和做家务）和经济帮助（现金和实物）作为代际养老的主要指标，对城市居民代际交换进行了因果分析，指出：父母与子女间存在着广泛而持久的服务和物质性资源的交换[7]131-149。张文娟等人对农村老年家庭代际支持的研究表明：健康状况差、收入低的老人更容易获得经济支持。经济条件较好的子女为父母提供经济支持的可能性更高[8]。张友琴考察了城市化对农村老年人家庭支持的影响，认为：城市化进程不可避免地导致家庭养老功能的削弱，农村老年人的家庭支持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养老需求不断增加，而家庭支持资源匮乏，另一方面，受国力的影响，在今后相当长时间内，老年人的基本生活保障依靠制度化的社会支持是不现实的[9]。王世斌等人通过对广东省农村代际关系的研究发现，父母在向子女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父母不但照顾子孙、做日常家务，还给予适当的货币帮助。经济条件较好、文化素质较高的子女对父母的经济支持较多[10]。王跃生研究了社会转型初期农村家庭面临的问题，他注意到，结婚阶段是父代向子代进行财产转移的主要时期，在这一过程中，父母的生存资料被蚕食，至老年时缺少自己能够支配、有较高价值的财产，特别是住屋和自我赡养的货币资产 [11]。 以往的研究对农村老年人代际之间的经济与劳务交往比较关注，但是，从社会保障制度的角度考察代际关系的不多。今天，当许多人以为农村社会化养老制度的建立还是很遥远的事情时，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已经打破坚冰，开始全面推进，这一历史性的变化无疑对农村老年家庭传统的代际关系产生深刻影响。此外，由于中国地域辽阔，地区之间无论在经济发展水平，还是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