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的翻译观浅论().docVIP

英语知识 　　首先，从对翻译的认识来看。林语堂是把翻译看作是一种艺术的： 　　“翻译是一种的艺术。翻译的艺术所依赖的：第一是译者对于原文文字上以及内容上透彻的了解；第二是译者有相当的国文程度，能写清顺畅达的中文；第三是译事上的训练，译者对于翻译标准及手术的问题有正当的见解。” 　　林以亮据此评论道：“这个说法看上去平平无奇，其实却是‘深中要害’，而且非常实际，远较那些讨论‘直译’与‘意译’，‘信、达、雅’的空洞理论来得有用而具体。莎弗莱在他的《翻译与艺术》（The Art of Translation）一书中曾提到一个良好的翻译工作者应具有的条件有三：（一）对原文的理解力（linguistic knowledge）；（二）对本国文字的操纵力（literary capacity）；（三）同情心（sympathy），直觉（intuition），勤勉（diligence）和责任感（conscientiousness）。在大体上，他所提出的三个条件与林语堂的要求不谋而合。……”（罗新璋，1984：756） 　　林语堂当年留学德国，受的是系统正规的语言学教育，他如果要说翻译是一门科学应该是比同代甚至后代很多人都更有发言权和说服力。但他却说翻译是“一种艺术”，就不得不让人有所思索了。 　　在林语堂时代，克罗齐的“表现说”领导了美学的潮流。林语堂在西方留学失深受这种思想的浸润。林语堂从克罗齐的“艺术是表现”的概念中，演绎出“一切的表现都是艺术”的结论。他认为，艺术即抒情即表现，应该用“抒情的”（lyric）这个字来代表艺术的自由表现能力。“所有的艺术都是抒情的”，“每个诗人依他自己的方法表述这个宇宙，而每篇诗是一种新的独立的表现。” 　　林语堂对于表现派美学的推崇还来自内心精神对艺术“个性”的青睐。他曾这样说过：“表现派所以能打破一切桎梏，推翻一切典型，因为表现派认为文字（及一切美术作品）不能脱离个性，只是个性自然不可抑制的表现。”林语堂所盛赞的这种艺术“个性”与袁中郎“诗人，各人之性情”所体现的“性灵说”不谋而合。 　　不过，林语堂的语言学背景还是在他的译论中得到了体现。他说“其实翻译上的问题，仍不外夫译者的心理及所译的文字这两样关系。所以翻译的问题，就可以说是语言文字及心理的问题。”仅此一句话，就足可奠立林语堂在中国译学研究史上的地位，他是第一个明确地将现代语言学和心理学作为翻译理论的“学理剖析”的基础的。 　　正是在此基础上，他继承前人译论的精华，提出翻译的三条标准：“忠实、通顺、美”。这三条标准，“与严氏的‘译事三难’大体上是正相符的。忠实就是‘信’，通顺就是‘达’，至于翻译与艺术文（诗文戏曲）的关系，当然不是‘雅’字所能包括。”他又从另外一个角度将这三条说成是译者的三种责任：“第一是译者对原著者的责任，第二是译者对中国读者的责任，第三是译者对艺术的责任。三样的责任心备，然后可以谓具有真正译家的资格。” 　　林氏译论体精用宏，英蕤窈窕，元气淋漓。他不光讨论了翻译的实质，标准，还具体而微地论述了翻译的技巧，风格的移译以及可译不可译等问题。“林语堂的这篇文章（《论翻译》）内容十分丰富，说理服人，可以说在翻译问题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他将严复的‘译事三难’的理论继承下来，加以发展，不仅奠下了我国翻译理论的基础，还启发了后来的翻译工作者。50年代和60年代的翻译理论基本上没有超出严复和林语堂这两位大师所讨论过的范畴，所异者只是表达方式而已。”（罗新璋，1984：856） 作为一个会议口译译员，应该全面发展，不仅能搞同声传译工作，也要能搞即席传译工作，二者缺一不可。 由于同声传译比即席传译更加容易学习和掌握（这点恐怕同很多人的想象相反），所以，作为初学者，在掌握即席传译技术以前，最好先搞一段时间的同声传译工作。也就是说，应该先到只使用同声传译的会议上去工作。但是，在实际工作中，这种只使用同声传译的会议是很少的。由于工作需要，绝大多数会议总免不了要建立若干个委员会、工作组、起草组等附属机构。这些机构往往在没有同声传译设备的小会议室里开会，这就需要进行即席传译了。遇到这种情况，所有搞同声传译工作的译员，都可能被抽调到这些附属机构中去担任即席传译工作。如果某些人做不到这一点，那么他们的那份工作就要不合理地落到他们的同事身上，给别人增加负担。 所以，在大学的翻译系或翻译学校里，都把同声传译和即席传译的全面发展作为培养学生的标准，达不到这一标准，就不能取得毕业证书。 此外，译员为了保证自己的工作顺利进行，还必须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开展适当的业余活动，如体育运动、娱乐游戏、从事业余研究和写作等。只有这样，他才能有健康的身体和饱满的精神，以胜任口译这一高度紧张的脑力劳动工作。 作为一个会议口译译员，应该全面发展，不仅能搞同声传译工作，也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