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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史活化石”张仃文革，虽然没有硝烟的弥漫，对个人来说却有着大脑中真理与谎言、个性与逐流的对抗。在这场比生死还要严峻的斗争中，张仃保持了对真善美的追求、对他人的关怀和对中国画的信心。但是这场斗争不会不给张仃留下任何痕迹，张仃的画风由此为之一变，色彩不再给他以激情，取而代之的是黑白二色给他的素朴、澄明的安慰。 文／本刊实习记者 顾震宇　摄影／本刊记者 张和勇?? 《三月风·新闻人物》2007年第2期 ? 黑白的国画世界张仃的住所是自己设计的，用石头做墙，木头做木行架，很少繁复的雕琢，整个建筑呈古朴的北欧民居风格。时值岁末，当我们来到张仃家里时，张仃正坐在客厅的藤椅里看书。张仃的夫人理召女士给我们披露了一个小小的细节：最近有一次住院时，张仃先生看见自己的床头边有一个带色彩的热水瓶，敏感的张仃立即叫人把它拿走。张仃对色彩，尤其是红色的敏感源于江青的“红色海洋”(文革中有所谓的“灵魂中刺刀见红”)。这种厌恶直指心肺，历久不衰，所以张仃的家里几乎没有彩色的东西。近几年，为了身体，张仃改吸了一种无明火、无焦油、无烟丝的电子烟——“如烟”。这种烟，多了一分环保和健康，这和老人的年龄、身体状况颇为相合。和张仃握手寒暄后，我们开始了与先生的近距离交谈。因为身体原因，张仃近年不再能登山涉远，也因此不怎么作画，但是每天还会坚持练字，喜欢写篆书。2005年宋楚瑜访问大陆时，负责接待的清华大学在送给宋楚瑜礼物时，想到了自己美术学院的前任院长张仃。于是张仃手书一幅篆书——黄遵宪写给梁启超的《赠梁任父同年》——赠予这位友人。本来，写字并不一定比作画耗费更多的体力，张仃的只写字、不作画证明了“不受感动，我不作画”的原则是发自张仃先生内心的。篆书的平静、舒展正合他目下静谧的生活状态。只有从张仃案头经常摆放的《鲁迅全集》才能看出他早年战斗过的痕迹。张仃一生在精神上追随鲁迅，从鲁迅的杂文里张仃读出了战斗的力量，从鲁迅的小说中张仃读出了印象派的色彩，所以张仃用漫画抨击国民党暴政。这种绘画受文学影响的心理体验可以说是奇特的，张仃曾著文《漫画与杂文》《鲁迅作品中的绘画色彩》予以说明。艺术的体验到了一定程度是可以超越媒介限制的。晚年变法使张仃把“焦墨”这样一种绘画技法变成了一门独立的绘画语言，另辟了山水画的蹊径。与此相伴的是，张仃把家安在了北京西郊一个颇为偏僻的地方，这里是太行山的余脉，周围是山林树木，张仃自己把它称为“大鸟窝”。读鲁迅、听蝈蝈叫、欣赏挂在自己家里的民间艺术作品，加上生活中张仃朴素的色调，现实的生活仿佛同他画的黑白焦墨融为一体。张仃说：“只有中国画家的危机，没有中国画的危机。一个人由于修养不够，经常会碰到创作的瓶颈，但这是能够克服的；同样，一段时间的画坛也会出现创作的瓶颈，这也是能够克服的。笔墨是画画的技法，更为重要的是个人修养的灌注，一个人有多少修养都体现在画中。” 毕加索+城隍庙虽然山水画才是张仃一生不能割舍的最爱，但他的艺术创作是阶段性的。在国事危难、不能从事国画创作的年代，张仃的笔墨，向外，有着刀马般的力量；向内，有着自我拓展的意义。在“怒向刀丛觅小画”的岁月里，张仃没有停止过对黄宾虹、齐白石、石溪、程邃的喜爱，也没有忘记向西方的绘画大师学习。毕加索正是西方绘画大师中张仃最愿意学习的一位。  华君武对张仃有一个著名而简短的评价：毕加索+城隍庙。在调侃的同时也说出了张仃受毕加索影响之深及其兼具的中西方美术修养。张仃漫画所呈现的线条的张力、感情的充沛等很多方面都显示出毕加索的影响，但是所画的风情和人物又明显是中国的，“毕加索＋城隍庙”可谓一语中的。而毕加索对张仃的影响不止于“纸上谈兵”，其经历中与毕加索的因缘史在中外美术交流史上已经传为美谈。武侠中大凡晚年冲淡、平和的老人，年轻时多半有非凡的经历。仅仅从这一点来说，张仃的生涯是武侠式的。1932年，16岁的张仃在北平美术专科学校读书时偶然看到了毕加索的画册，里面正巧有很多毕加索“蓝色时期”和“玫瑰色时期”描绘底层人民生活的作品。张仃被震撼了。1932年是中国“国破山河在”的时代，人民流离，国运惟危，毕加索关心民众的主题引起了张仃深深地共鸣，而毕加索饱含激情的绘画手法，不拘一格的绘画布局又给了张仃很多艺术的启发。这一次给了张仃一生的毕加索情缘。1934年张仃因组织“左翼文艺家联盟”遭到北平宪兵团的逮捕，入狱苏州。由于张仃年龄很小，狱方给他办《自新报》的机会以反省，但是张仃却趁机凭着记忆画出了毕加索的《小丑》。在毕加索的画里，小丑象征的是民间对社会的反抗力量。虽然滑稽、可笑，却不妥协、不低头，用不为人注意的智慧讽刺社会的不合理。张仃把自己对社会的意见寓于这幅《小丑》的画像里。此后，张仃的画风里，毕加索的影响显而易见，那夸张的曲线、色彩的层次、个性的张扬都不是中国本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