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上册注释版doc - 导读.doc

史　记 【导读】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也是一个注重历史文化的国家。共同的历史记忆是传统能否延续的重要因素之一。历史记忆储存在每一个人心灵深处，不同的历史记忆确定了不同的根。当人们在心灵深处发掘它的时候就叫作“寻根”。历史是一棵大树，每个人都是这棵树的枝叶。尽管枝干伸向四面八方，但归根结底只有一个根。 《史记》是我国历史学上一个划时代的标志，是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伟大著作，是司马迁对我国民族文化特别是历史学方面的极其宝贵的贡献。全书包括本纪、表、书、世家和列传，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本纪”除《秦本纪》外，叙述历代最高统治者帝王的政迹；“表”是各个历史时期的简单大事记，是全书叙事的联络和补充；“书”是个别事件的始末文献，它们分别叙述天文、历法、水利、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的发展和现状，与后世的专门科学史相近；“世家”主要叙述贵族侯王的历史；“列传”主要是各种不同类型、不同阶层人物的传记，少数列传则是叙述国外和国内少数民族君长统治的历史。《史记》就是通过这样五种不同的体例和它们之间的相互配合和补充而构成了完整的体系。它的记事，上自黄帝，下至武帝太初（前104—101）年间，全面地叙述了我国上古至汉初三千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多方面的历史发展，是我国古代历史的伟大总结。 作者司马迁（前145—87？），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为了获得作史的第一手资料，在二十岁那年开始了漫游生活，并通过多种方式进行民间调查。 “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规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乙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归后“仕为郎中”；又“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以后又因侍从武帝巡狩、封禅，游历了更多的地方。这些实践活动丰富了司马迁的历史知识和生活经验，扩大了司马迁的胸襟和眼界，更重要的是使他接触到广大人民的经济生活，体会到人民的思想感情和愿望。正当司马迁专心著述的时候，在天汉三年下“蚕室”，受“腐刑”。这是对他极大的摧残和耻辱。他想到了死，但又想到著述还没有完成，不应轻于一死。他终于从“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乙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等先圣先贤的遭遇中看到自己的出路，于是“就极刑而无愠色”，决心“隐忍苟活”以完成自己著作的宏愿。出狱后，司马迁升为中书令，名义虽比太史令为高，但只是“埽除之隶”、”闺合之臣”，与宦者无异，因而更容易唤起他被损害、被污辱的记忆，他“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但他的著作事业却从这里得到了更大的力量，并在《史记》若干篇幅中流露了对自己不幸遭遇的愤怒和不平。到了太始四年（前93），司马迁在给他的朋友任安的信中说：“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可见《史记》一书这时已基本完成了。从此以后，他的事迹就不可考，大概卒于武帝末年。他的一生大约与武帝相始终。 司马迁接受了儒家的思想，自觉地继承孔子的事业，把自己的著作看成是第二部《春秋》。但他并不承认儒家的独尊地位，他还同时接受了各家特别是道家的影响。他的思想中有唯物主义因素和批判精神，特别由于自身的遭遇，更增加了他的反抗性。班彪、班固父子指责司马迁“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力而羞贫贱”，这正说明了司马迁的思想比他的许多同时代人站得更高，而为一些封建正统文人所无法理解。我们今天正是从这些封建正统文人的指责中，看到了司马迁进步思想的重要方面。 鲁迅先生说《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肯定了它在史学与文学上的地位。日本研究《史记》专家斋藤正谦说《史记》是“入昆仑之山，满目莫不是精玉，然有千金之珍，有连城之宝”，认为本纪有《五帝本纪》、《项羽本纪》，世家则有陈涉、萧曹，留侯，列传则伯夷、范蔡、廉蔺、张陈、淮阴、李广、刺客、货殖诸篇是连城之宝。本书依据历代选择标准进行筛选，以及初学者兴趣与诵读的规范，本集精选《史记》十二大名篇。 《五帝本纪》是《史记》全书第一篇。本纪就是一部按年代次序编写的帝王简史或系统的编年大事记。本纪排在全书的最前头，历来被视为全书的纲，它保存了许多历代相传的历史资料，对于后人了解历史年代发展顺序有着重要的价值。《五帝本纪》记载的是远古传说中相继为帝的五个部落首领——黄帝、颛顼（ｚｈｕāｎ ｘū，专须）、帝喾（ｋù，酷）、尧、舜的事迹，同时也记录了当时部落之间频繁的战争，部落联盟首领实行禅让，远古初民战猛兽、治洪水、开良田、种嘉谷、观测天文、推算历法、谱制音乐舞蹈等多方面的情况。这些虽为传说，但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和地下文物的发掘来看，有些记载亦属言之有征，它为我们了解和研究远古社会，提供了某些线索或信息。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