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Q与唐吉诃德形象之比较(新)研究报告.ppt

阿Q与唐吉诃德形象之比较; 西班牙文学巨匠塞万提斯和中国现代文坛泰斗鲁迅，为我们成功地塑造出堂吉诃德和阿Q这两个富有艺术光彩的典型形象。 他们一个生活在20世纪初的中国，一个生活在16世纪末的西班牙；一个是卑微渺小的无业游民，一个是血统纯粹的有识绅士。这两个形象的可笑之处都是源于丰富生活的创造，又都是那么富有魅力，捧腹的同时又都予以无限的同情；在有褒扬的背后又有着深刻的批判。;作者简介; ;塞万提斯·萨维德拉，西班牙小说家，戏剧家，诗人。因撰写讽刺人类荒唐之举的《堂·吉诃德》（1605年和1615年，共两卷）而闻名于世。他被誉为是西班牙文学世界里最伟大的作家，评论家们称他的小说《堂·吉诃德》是文学史上的第一部现代小说，同时也是世界文学的瑰宝之一。;;《堂·吉诃德》内容简介;二者之比较;黑格尔曾经指出:“假如一个人能见出当下即显而易见之异,譬如,能区别一支笔与一个骆驼,则我们不会说这人有了不起的聪明。同样另一方面,一个人能比较两个近似的东西,如橡树与槐树,或寺院与教堂,而知其相似,我们也不能说他有很高的比较能力。我们所要求的,是要能看出异中之同,或同中之异。”这位著名哲学家和美学家的高论,对我们比较研究堂吉诃德和阿Q形象,具有极大的启迪与指导作用。堂吉诃德和阿Q的共同性中显示出差异性,而他们的差异性中又隐含着共同性。; 差异; 一、关于精神胜利法 同：二人都具有精神胜利法的典型特征 阿Q在和别人口角时“我们先前比你阔多了”，头上的癫疤被人嘲笑时“你还不配”，被人揪住辫子往墙上撞头之后“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画押的圆圈画成瓜子时“孙子才画的圈呢”等这些自欺欺人的自慰使他把实际上真切的失败变成精神上虚幻的胜利，觉得自己是“第一个”自轻自贱的人，具有状元的荣耀而心中得意。 堂吉诃德也善于利用精神胜利法来宽慰自己。认为遭到痛打是“游侠骑士份内应有的”，何况这些挫折和骑士小说中的英雄相比微不足道，又在想象中给自己戴上“骑士中第一”的桂冠，同阿Q的状元一样，于是便欣欣然起来。;异：因两位主人??各自所处的社会地位不同，使两位艺术家使用的精神胜利法在程度上和性质上有很大差别。 ; 阿Q几乎成了“精神胜利法”的代名词，鲁迅有意突出他的这种特征，力图通过阿Q这一形象活画出中华民族的灵魂，借以揭批中国当时那种愚弱的国民劣根性。 堂吉诃德的精神胜利法几乎不大为人所乐道，塞万提斯赋予他的主人公以更丰富的内涵。他把自己的人文主义思想嵌进了表面上疯癫可笑的堂吉诃德的灵魂深处。;2、性质上 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消极的，“阿Q以如是等等的妙法(指精神胜利法)克服怨敌之后，便愉快地跑到酒店喝几碗酒，又和别人调笑一番，口角一通，又得了胜，愉快地回到土谷祠，放倒头睡着了。”他借此去麻木自己那颗因地位卑微、生活艰辛而充满痛苦的心，去适应那种凄惨的生活，丝毫没有借此去改变现状的意思。 堂吉诃德的精神胜利法是积极的，在吃了亏以后，堂吉诃德仍安慰他的侍从“咱们经过的那些暴风雨，都是马上要天晴风定的征兆，表示时势要好转。”他借此鼓舞起自己继续前进的勇气，使自己不至于因暂时的挫败磨灭了意志，被一时的失败泯灭了其行侠仗义、救苦济贫、名扬天下的伟大抱负。 ;原因之一：阿Q和堂吉诃德身上之所以具有精神胜利法，并且在程度和性质上有所不同，是和中国与西班牙当时的时代背景分不开的。五四时期的中国和16世纪末的西班牙都处于新旧冲突的动荡时代。 五四时期的中国，旧的封建意识和先进知识分子学习西方倡导的民族、科学的思想彼此冲突，你消我长，互相抵砺。 16世纪末的西班牙，封建意识开始受到资产阶级人文主义思想的冲击。塞万提斯写作堂吉诃德时，荒谬的骑士传奇在欧洲各国早已消声匿迹，但在西班牙却风行一时。作者对此深恶痛绝，它把消灭荒谬的骑士文学看成是西班牙从封建主义的锁链中解放出来的一项不可缺少的人文主义思想启蒙。;原因之二：旧思想的畸形毒害，使阿Q和堂吉诃德都善于用精神胜利法来麻醉自己。但由于两位主人公各自所处的社会地位不同，决定了其精神胜利法的差异。 阿Q是中国封建意识长期毒害的牺牲品，他饱饮旧的毒素而又浑然不觉，是国民劣根性的集大成者，理所当然地成为鲁迅抨击的靶子，其精神胜利法正是作者竭力批驳并予以抛弃的旧意识。 堂吉诃德虽然深受骑士小说的毒害，但作者借他之口表达了自己人文主义的进步思想。在堂吉诃德身上，不仅有旧的、应该抛弃的一面，而且更重要的是有新的、代表时代进步潮流的一面。因此，他身上的精神胜利法无论在程度上还是在性质上，都与阿Q的有显著差别。 ; 同：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