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话语与文化自觉对文化与权力关系问题的哲学思考.docVIP

权力话语与文化自觉——对文化与权力关系问题的哲学思考 在人类思想史上, 一向有关于文化与权力关系的各种论说。然而, 只是随着现代性的出现和展开,文化与权力的关系才被高度“主题化”并成为现代学术的重大论域, 产生出各种各样的文化和权力理论。而从权力的角度解读、叙述现代文明乃至整个文化的研究方式及权力话语,在今天已成为一种学术潮流。这种现象说明了什么? 它对我们有什么启示和教益? 我们对文化和权力的关系应当给出一个什么样的“说法”? 这是笔者感兴趣的问题。弄清这些问题,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切地了解现代文明的价值及其缺陷, 也将有助于中国先进文化与政治文明的建设。由于这个论题极其复杂且涉及面广, 本文只能是一个论纲式的探讨。 一 在人们一般的意识或印象中, 文化与权力的关系是一个夹缠不清、模棱两可的问题: 一方面, 文化与权力似有不解之缘: “知识就是力量”, 力量(power) 在这里既指向对自然的改造和控制, 也关乎人对自身命运的掌握。拥有各种社会权力的人也要求具备一定的文化知识和道德水准。现代科层制中的角色尤其是专家资格正是由某种文化知识构成的,即使在家庭生活中, 现代科技和生活知识拥有的多寡, 也往往成为父母和子女之间关系与“权威性”变化的重要原因。但另一方面, 两者似乎分属不同领域, 并无内在关联,即使说它们有关系, 也隔着一些中间环节。尤其是在人文文化即思想道德文学艺术与政治权力之间, 由于双方的性质和社会职能大相径庭, 因而更是相距甚远。 然而, 在现代思想理论界, 文化与权力的关系问题早已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 并且在西方形成了文化与权力相互建构的主流性看法。尤其是在葛兰西提出“文化霸权” ( culture hegemony) 概念之后, 文化与权力的内在关联性更是得到西方学界相当普遍的承认。在这方面, 福柯、布尔迪厄、鲍曼和萨义德等人的探讨和论述产生了较大影响。 福柯的“知识/权力”理论。福柯认为, 现代社会的知识与权力“直接相互连带”,共同实施着对人的身体行为的监控和约束。福柯通过对疯癫史和作为权力践行的重要方式的监狱的考察, 发现近代以来的文明社会, 对人的肉体的束缚和压迫并未解除而只是转换了形式:虽然野蛮的“惩罚”受到了限制, 但理性和知识施加于人的“规训” ( surveillance, 即监视) 和“纪律” ( discip lines, 亦指“学科”) , 即通过“教训、话语、可理解的符号、公共道德的表象”对人的头脑、思想的训练和控制却越来越强化了。他认为, 人文科学知识作为精神疗法和社会技术,充当着现代性规训的有效中介, 由此导致监控在现代社会的普遍化和权力的无所不在。现代社会的“真理”就是由权力网络按一定程序控制、选择、生产和分配的话语。 布尔迪厄的“文化权力”理论。布尔迪厄认为现代社会的文化是独立于经济和政治的, 专家团体是文化自主发展的驱动力。但文化也是一种权力,一种能够把现存社会安排合法化的符号权力, 这种权力因而常常与经济资本或政治权力相交换。而所有的文化符号与实践--从艺术趣味、服饰风格、饮食习惯,到宗教、科学、哲学乃至语言--都体现了社会“区隔” ( difference) 即区分和隔离不同阶层的功能。他还通过对法国高等教育和学生群体的研究, 展示了权力场域与精英教育之间的关系--名牌大学的教育就是对权力场域进行再生产; 而教育体制内部的利益竞争与文化权力造成的等级甚至鸿沟, 则持续地强化着现有社会阶层的分离。 鲍曼的“知识分子”理论。鲍曼在广泛汲取批评现代性观点的基础上, 明确提出知识与权力的结盟是现代性的主要特征,并重点批判了基于同一性思维和人工设计的“园艺”式社会观及现代管理体制。他认为, 现代性的展开是一个从“荒野文化”向“园艺文化”转变的过程, 在这个按照统一标准进行管理和整饬的过程中,产生了作为“立法者”的现代型知识分子, 其角色由权威话语建构而成。但在后工业社会, 一个担负理性化规划工作的主体已不复存在, 知识分子也不可能再为世俗权力提供基础和合法性,再为社会设定真理和价值的普遍标准。他赞同后现代知识分子充当阐释者角色, 对文本的意义进行阐释并在不同的共同体之间进行沟通交流。 萨义德的“东方学”理论。萨义德指出西方的文化霸权不仅体现在西方社会内部, 更体现在西方与东方的关系上。15世纪以来在欧洲形成的“东方学”作为西方学术知识的一个门类, 其实是西方人从理论上支配东方的工具。由于东方人也认同了西方关于东方的话语,把西方文化视为现代的普遍的而自己的文化则是前现代的特殊的, 从而使其具有合法性。“东方学作为一种处理异国的思维形式典型地表明了#39;东方#39;与#39;西方#39;的僵化区分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