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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中国民族音乐与流行音乐－音乐教育论文一、 中国民族音乐的尴尬处境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民族音乐源远流长，而且中国人民自古就有着交流融合的习惯、海纳百川的豁达和融会贯通的精神。在以中原音乐、四域音乐和外国音乐为三大来源的中国传统音乐经过数千年的发展，积淀了各民族的艺术智慧和创造才能，可以说已经具备了鲜明的民族个性。在不断的交流和交融中，它们互相辉映，互相兑争，进而衍生、发展。由于经济的强大实力和政治的相对稳定，在无数次的交流和交融中中原音乐文化都处于明显的“强势”地位。但是时间的推移、历史的变迁对于任何一种意识形态来说都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政治、经济等因素对音乐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西域音乐与中原音乐的融合、四域之间的音乐交流等都无不与社会、政治、经济等因素有着密切的联系。 “五四”新民主主义文化运动的不彻底和建国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族音乐的尴尬地位更是体现了文化与政治经济唇齿相依的关系。在我国社会、政治、经济各个领域都受到侵袭的同时文化侵袭也是一种必然，当然这种侵袭从某种角度来说也是我国民族音乐发展的一次契机。然而那个时期文化思想领域里的否定思潮却高举国学之大旗对“新音乐”进行了全盘否定。从历史的角度看可以说是“五四”运动的不彻底使得新音乐的发展也变得举步维艰或者说是似是而非（当然期间也不乏精品）。解放以来至文化大革命这段时间从音乐发展的角度来说充其量只能说是一种积累阶段，“自力更生”、盲目排外的思想使得音乐的发展处于一种真空状态，在免遭“文化侵袭”的同时也失去了很多与外国文化进行交流的机会。当然，“传统由发展而来，也要发展下去”（刘再生《论新音乐的历史观》）。虽然改革开放使以往的秩序结构、心理状态都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虽然世界音乐文化和学术思潮蜂拥而至时国人显得有点措手不及，但是中华民族一直有着难能可贵的兼容品质，很快使自己从茫然中走了出来。“新潮音乐”和“流行音乐”以惊人的速度发展起来，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新潮音乐”和“流行音乐”以从善如流的态势发展 的同时，也力图从全面的否定中达到新的肯定。然而这种“新的肯定”对于中国民族音乐来说有何影响呢？答案是显而易见的。中国人自古就提出“百家争鸣”，从不忌讳与外来文化的融合。但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在诸多冲击之下，民族音乐显得冷静异常。我们眼看着在我们华夏民族生存了几千年的土地上孕育出来的民族音乐文化有日渐没落的迹象，电影、电视等各种媒体无不充斥着无病呻吟和病态的呐喊。当一场颇有质量的民族音乐演唱会或演奏会门可罗雀时，某著名歌星的演唱会却异常火爆，一票难求。可以说音乐文化也是人的存在方式之一，脱离了人与人的需要的音乐是不存在的。现在人们不再有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重重思想压力和顾虑，法制的健全赋予了我们选择的权利，改革开放更是赋予了我们选择的机会。人们可以根据需要和喜好选择适合自己的音乐，就像逛商场时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商品一样自由。摇滚乐、爵士乐以及POP等各种流行音乐的风靡，各种所谓的世界名牌服装的大行其市等现象其实体现的是一种社会心态，也可以说这是一种文化的碰撞。“历经百年的东西方文化的碰撞和交融是由里及表，由浅而深的过程，也是在不断失落自我中不断发现自我的过程。”（李西安《扣响现代之门》）然而民族音乐以一种弱势文化的姿势存在成为一种习惯的话，人们就会对我们的民族音乐产生一种自卑感、遗憾感。这样也就不能正确的审视我们的民族音乐，不能具体的甄别精华和糟粕，不能以平衡的心态去面对现代和传统，更不能把握应有的尺度应对文化的继承。 二、 流行音乐面面观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样板戏和语录歌几乎是我国音乐的全部。盲目的闭关自守、与世隔绝，长期的思想桎梏使得音乐的发展失去了应有的原动力，音乐与政治的联姻更使得许多好的音乐成为一种奢侈品。当然，经济基础决定人的思想意识，在那种政治和经济条件下样板戏和语录歌同样能带给人们快乐和激情是可以理解的。然而，事物的发展是建立在矛盾冲突的基础上的，没有矛盾的冲突就没有发展的方向和动力。如果说粉碎“四人帮”和改革开放是历史的必然趋势，那么音乐的百家争鸣也是推动音乐向前发展不可阻挡的潮流。当世界发展的潮流不可避免的向着政治格局多元化和经济一体化的的方向发展的同时，长期受到禁锢的中国人民的传统思想与伴随着改革开放而来的多元文化和思想的矛盾冲突就很快凸现出来了。首先进入中国并产生巨大影响的是邓丽君、张帝、刘文正、陈美龄、侯德健等一批港台歌星。当样板戏和语录歌已经让中国人民麻木而不能真正带给人快感的时候，当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落下帷幕，“四人帮”被一举粉碎，禁锢人们的思想篱笆被初步拆除时，邓丽君的歌像一股清泉荡涤着人们的干涸的心田；“机智歌王”张帝的搞笑歌曲也风靡整个神州大地；刘文正的歌曲更是被众多大陆歌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