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流诗学的建构、解构和重构——论《诗大序》、《诗品序》、《修竹篇序.doc

主流诗学的建构、解构和重构 ——论《诗大序》、《诗品序》、《修竹篇序》 内容摘要：在我国古代，诗歌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内，主流诗学在不断地发展进步，本文通过《诗大序》、《诗品序》、《修竹篇序》三篇文章，对主流诗学三个重要阶段——建构、解构和重构阶段进行论述，从而了解主流诗学的发展轨迹，并对三序的主要内容以及它们在文学批评史上的意义作了总结。 关键词：主流诗学；建构；重构；解构 在中国，诗歌发展的历史几乎和语言发展的历史一样久远，凡是有人类语言传播的地方，就有人类的诗歌。在中国古代，诗歌作为一种文学体裁，很长时间内在文学中占据着主流和正统的位置。然而在漫漫的诗歌发展史中，占据主流位置的诗学，也曾经历了几次重大的变革时期，在这些时段中，涌现出了无数优秀的名篇佳作，它们都曾对诗歌的发展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下面我就以《诗大序》、《诗品序》、《修竹篇序》为例，谈谈我对主流诗学发展的一些认识。 一、《诗大序》——主流诗学的建构 虽然我国诗歌的历史非常久远，但真正意义上诗歌的定型，应该追溯到《诗经》中记载下来的诗歌。《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在汉代有齐、鲁、韩、毛四家释《诗》，后来前三家失传，最后仅存毛诗。毛诗在《诗经》各篇下都注有解释诗义的小序，首篇《关雎》下面有一篇总纲式序论，较为系统的阐述了诗歌的作用、体裁、性能等，被后人称之为《诗大序》。下面我们具体来看看《诗大序》中涉及到的诗歌创作问题。 第一，《诗大序》中提出了关于诗歌的抒情言志的特征问题。 《诗大序》中有这么几句话“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1](p.40)“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在这几句话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很熟悉的词——诗言志。其实，诗的“言志”功能，最早见于《尚书·尧典》—— “诗言志，歌咏言”，而后还有我国战国时期伟大的思想家荀子，他也很重视诗的言志的特点——“诗言是其志也”（《荀子·儒效》）。但荀子在强调诗歌言志功能的同时，又十分强调诗乐的抒情性特点，这点和《诗大序》中观点极为相似，所以《诗大序》可以说是继承并发展了荀子的观点，将诗歌的言志和抒情功能结合了起来，这样比起《尚书·尧典》中仅强调“诗言志”的观点，无疑更加贴切诗歌特点。但同时值得注意的是，《诗大序》虽然提出了“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等关于诗歌抒情性方面的理论主张，但它同时也主张诗歌创作在抒情的同时，需“发乎情，止乎礼义”，这一要求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曾产生过很大的消极影响。 第二，《诗大序》根据孔子的“思无邪”、“兴、观、群、怨”说，以及“迩之事父，远之事君”的观点，加以发展而提出了“风化说”。 序文一开始便指出“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这几句的意思就是说，风就是讽谕、教化的意思，用它来打动人们，教育并感化人们。从这我们可以看出，《诗大序》重视诗歌的“风化”作用，它认为好的诗歌可以教化人们，从而可以达到维护社会秩序，稳固统治的作用。为了强调这一观点，序文后面又提出了“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这里的“风”是指国风。在这里作者指出，《诗经》“国风”里的诗歌，一部分是统治阶级用来教化人们，巩固统治的，另一部分则成为百姓“讽上”的工具。这里需要指明的一点是，用作“下以风刺上”的诗歌必须要“主文而谲谏”，即百姓必须是通过配乐诗歌委婉的规劝，而不能直言相告，后面文中也提出了相似的观点，作者一方面承认“风上”是“发乎情，民之性也”，但另一方面又提出了“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总而言之，“风化说”的重点在于强调，诗歌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工具，这也是诗大序的中心内容，并且这种观点在很长时间里影响文人的诗歌创作。 第三，《诗大序》中提出了诗歌的发展与现实生活的变化有关。 《诗大序》在继承《礼记·乐记》“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的观点的基础上, 进一步指出“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1]（p.41）。这句话指出“变风变雅”的兴起是由于现实政治发生变化的关系，它们的产生是为当时的政治服务的。同时《诗大序》还指出“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也有就是说，《诗经》中之所以会分大雅、小雅，是因为现实生活中政有大小之别。而关于《诗经》中的“颂”诗，《诗大序》给它的解释是“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换句话说，颂诗的存在是为了赞美统治者，把他们的政绩告知于天下的。总之，《诗大序》中关于风、雅、颂的解释，都是和政治联系在一起的，它肯定了时代和政治的变化会影响诗歌创作，所以不同的时代就会有不同的作品，政治情况往往可以在诗的内容里反映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