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受腐刑于太始说.docVIP

司马迁受腐刑于太始二年说 陆 平 （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46） [摘　要] 对于司马迁受腐刑的年代，研究者众说不一，《史记·太史公自序》和《汉书·司马迁传》对此有互为矛盾的记录。本文不仅指出这两段记录是由于记录重点不同而造成差异，还排比《史记·太史公自序》、《报任少卿书》、《汉书·司马迁传》和《汉书·李广苏建传》等相关史料，勾勒出“李陵之祸”的整个过程，确定司马迁所遭“李陵之祸”是从天汉三年初下狱开始，至太始二年受腐刑出狱止，历时四年。 [关键词] 司马迁；李陵之祸；腐刑；天汉三年；太始二年 “李陵之祸”作为司马迁人生中的一次重挫，对于其发愤著史有着重要影响。而分析“李陵之祸”对司马迁的具体影响方式和程度，不能脱离事件发生的实际过程。事件的过程在《史记·太史公自序》、《报任少卿书》和《汉书·司马迁传》中均有叙述，但由于各自侧重不同，造成理解上的分歧。尤其是司马迁受腐刑的年代，有天汉二年说、天汉三年说、天汉四年说，莫衷一是。分歧的源头在于《史记·太史公自序》和《汉书·司马迁传》中的两段矛盾的记录： 於是论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史记·太史公自序》 于是论次其文。十年而遭李陵之祸，幽于累绁。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夫！身亏不用矣。”——《汉书·司马迁传》 《汉书》所叙，文字皆从《太史公自序》而稍简略，惟系年不同。《自序》为“七年”，《汉书》为“十年”，而两者前文均为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太史公与壶遂问对，“于是论次其文”之事，则两文所记的“李陵之祸”发生年代，一为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一为太始二年(公元前95年)。 一般认为《汉书》“十”字“必是‘七’字的笔误，或是后世所讹”。但是为古书改字须有版本依据。汉隶“十”、“七”虽均为横竖交叉的十字，但“十”字为长竖短横，“七”为长横短竖，差别明显（如图），笔误可能性不大。《汉书补注》称“何焯曰：‘十年，《史》作七年’；徐广注：‘天汉三年，作七为是’；瞿鸿禨曰：乾道本作七年。”，显然倾向于“十”为“七”之误，但恰恰说明了何焯、徐广所见的《汉书》版本均为“十年”，至于瞿鸿禨已是清末人，所说的乾道本即使为真宋本，也当是依据《史记·太史公自序》的擅改本，今日所见《汉书》版本均为“十年”，可知瞿鸿禨所言为孤证，不可信。 对此古籍记载分歧，张艳国曾提出司马迁“两度下狱”的新看法：“第一次在天汉二年岁末；第二次在天汉三年岁末，并在此次下狱受了宫刑。”但考察《汉书·李广苏建传》，李陵事件前后之间，没有丝毫“开释”的消息和“再度下狱”的情节，而且把《汉书》的“十年”由司马迁始为太史令的元封三年数起，已经脱离了《汉书》纪年的实际，《汉书》和《史记》的这两段文字都列在太初元年的事件后，起始时间并无二致。 本人认为，《自序》和《汉书》的这点分歧透露了司马迁受“李陵之祸”实际过程的重要线索，不容忽视。我们需要考虑《汉书》叙事的整体性，综合考察《汉书》相关纪、传，同时把《史记·自序》和《报任少卿书》综合为司马迁“李陵之祸”叙述整体。另外，要充分考虑到两人由于对“李陵之祸”认识的差异而造成的叙述方式的分歧。两人对于“李陵之祸”一词的使用其实是不同的。 首先使用“李陵之祸”一词的是司马迁，他的解释是“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 缧绁，本意为捆绑犯人的黑绳索，借指监狱、囚禁，如《论语·公冶长》中“虽在缧绁之中,非其罪也”。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也是如此使用。这种用法在《史记》中常见： 越石父贤，在缧绁中。——《史记·管晏列传》 故管子不耻身在缧绁之中而耻天下之不治。——《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 对曰：“秦，国虽小，其志大；处虽辟，行中正。身举五羖，起累绁之中，与语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虽王可也，其霸小矣。”——《史记·孔子世家》 所以，司马迁《自序》中“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一语只记下狱之始，并未提到腐刑。 而班固《汉书》中尽管使用“幽于缧绁”，但只是套用司马迁字句，或把“缧绁”理解为处罚腐刑罪犯的监狱——蚕室署监狱。班固认为“李陵之祸”中最重要的是遭受腐刑，或把“李陵之祸”仅理解为遭受腐刑，故而系年于受腐刑年，曰“十年而遭李陵之祸，幽于累绁”。 关于这一点可以分析上述两段文字另一个细微差别：《自序》中是“身毁不用矣”；《汉书》中是“身亏不用矣”。一字之差，透露出两种记叙的取舍不同。 毁，《说文》：缺也；段注：缺者，器破也，因为凡破之称。亏，《说文》：气损也；段注：引申凡损皆曰亏。两字的细微差别在于：“毁”表示质的毁坏，而“亏”只是量的缺损。所以“毁”往往用于名声、建筑受损，因为名声、建筑一旦“毁”就彻底失去价值；而“亏”多用于“月满则亏”，因为月的“亏”和气一样，可以恢复。 司马迁在《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