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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转向对中国当代美学发展的意义 　　建设中国特色当代美学几乎已在中国大陆新时期的”美学热”中成为中国当代美学界的一种共识.这种共识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实践转向”和20世纪90年代的”后现代实践转向”的共同结果.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把艺术等等视为”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1].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又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 　　这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美学的”现代实践转向”.它不仅给世界美学的发展带来了革命性变革,打破了西方近代认识论美学的局限,给世界美学的发展开辟了实践本体论的道路,而且直接孕育和催生了中国实践美学的问世,同时还启示了20世纪90年代西方当代理论的”后现代实践转向”,给世界美学发展的多元化格局注入了生命力. 　　一、”实践”转向为中国当代美学的构建提供了新的方向 　　”现代实践转向”与”后现代实践转向”所注重的是”实践进路”,而”实践进路宣扬一种独特的社会本体论:社会是围绕着共有的实践理解而被集中组织起来的一个具身化的、与物质交织在一起的实践领域.”[3] 　　实践转向在美学研究中”转向实践”最重要的方面就是要由实践理论转向实践分析.而强调”实践分析”,也就是要”少关注理论的范畴,多关注对特殊实践现象的分析”. 　　这种”实践转向”给中国特色当代美学指明了发展方向,要求美学从实践出发,以实践观点研究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更多地关注中国本土的传统美学优秀遗产,从中国当代美学发展实践的实际出发研究美 学问题,以改革开放、解放思想的博大胸怀,实事求是地促进了中国当代美学的独立发展和多元发展. 　　二、”实践”转向是中国当代美学发展的话语特色 　　从中国当代美学发展的实际进程来看,中国当代美学从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开始,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1942-1949)是中国当代美学的准备期.在这个时期中,中国当代美学由现代中国美学的接纳和融合西方美学,逐步过渡到以俄苏美学和马克思主义美学为典范建设中国当代美学的道路上.其代表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及周扬翻译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论艺术对现实的审美关系》(中译名为《生活与美学》)和他所主编的《马克思主义与文艺》. 　　这些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实践转向”及其在俄苏革命进程中的美学表现.第二阶段(1950-1980)是中国当代美学的确立期.在这个时期,20世纪50-6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形成了中国当代美学的四大流派:吕荧、高尔泰的主观派,蔡仪的客观派,朱光潜的主客观统一派,李泽厚的实践派.在新中国建国初期的政治形势下,这次美学大讨论过程中以李泽厚为代表的实践派美学得到了较多学者的认同.因此,这次美学大讨论实质上似乎可以说,”现代实践转向”在中国奠定了以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点为基础的实践美学,并且在20世纪80年代实践美学成为了中国当代美学的主导流派.不过,到了20世纪80年代实践美学的主要代表已经不再是李泽厚,而是蒋孔阳、刘纲纪、周来祥等学者.第三阶段(1990-21世纪)是中国当代美学的多元共存发展期.随着20世纪90年代后现代主义思潮传入中国,”后现代实践转向”又打破了实践美学的唯我独尊的地位,形成了中国当代美学的多元共存的开放局面.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建设中国特色当代美学的共识逐渐形成,并且在20世纪90年代初发生了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的论争.就是在这场争论中,实践美学并没有从此一蹶不振,倒是通过与后实践美学的各种各样流派的争论,一方面对实践美学本身的缺陷和不足进行了清查和纠正,使得实践美学找到了一些发展的新路径,形成了诸如”实践存在论美学”(朱立元)、”新的实践美学”(邓晓芒、易中天)、”新实践美学”(张玉能)等等实践美学的新流派,把实践美学推向了进一步发展的新阶段;另一方面通过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的论争,对中国当代美学发展历史进行了反思,从而大家共同认识到,建设中国特色当代美学才是繁荣发展中国当代美学的唯一正确的道路.不过,究竟如何建设中国特色当代美学,各家各派的意见并不统一,甚至分歧很大.后实践美学各个流派主张彻底颠覆、消解实践美学,甚至宣布”实践美学已经终结”,要以”存在”、”生存”、”生命”、”体验”、”超越”等等作为逻辑起点来构筑中国特色当代美学;也有人要”超越”实践美学,从”生态”、”身体”、”技术”、”文艺”等角度建设中国特色当代美学,即所谓的”中国当代生态美学”、”中国当代身体美学”、”中国当代技术美学”、”中国当代文艺美学”等等. 　　然而,马克思主义”现代实践转向”影响下的中国当代美学发展的历史实践已经证明,彻底颠覆和消解实践美学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实践美学的哲学基础没有过时,实践美学的基本原理还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