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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叶诗派唐湜的“合流”说及其诗学价值 　　1986 年 11 月，当代诗人、诗评家阿红提出了新诗发展的“合流”主张，在海内外诗歌界产生了较大影响。他指出，新诗坛有现实主义诗界，有现代主义诗界，也应该有“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合流的诗界”。 　　“合流的诗将不仅接受我国诗歌传统众多流派至今仍有鲜活生命力的种种艺术手段，同时欣然采用现代主义的种种富有表现力的艺术手段。为了艺术地表现自己的感觉、情绪、意识等的色彩、流动、趋向，诗人们综合地并创造性地运用他们掌握的种种手法。强调艺术美，但，既不把诗弄成无香无味无色的枯叶，又不交给读者无解方程式。”［1］这种观点之所以产生较大反响，一方面是与它在当时显得比较新颖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当时诗坛寻求新的路向有关———20 世纪 80年代中期的中国新诗进入了新一轮的艺术寻觅。但是，这种观念并非阿红的发明。早在 20 世纪 40 年代，唐湜已经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并且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论述，成为他整个诗学体系的基础与学术目标。从诗歌界和诗学界对阿红的“合流诗”主张的广泛赞词中，我们既感到唐湜的诗歌观念所具有的生命力，又感到当代诗歌界对新诗历史的陌生乃至无知。 　　唐湜的“合流”说是有其针对性的，这源于他对中西诗歌历史特别是西方诗歌历史的考察。在他看来，过去的任何一种思潮或创作方法都不能概括整个现代诗歌所面对的世界，并且有些思潮或创作方法在现代的生存环境之下本身也显示出了不足或缺陷。 　　他对浪漫主义思潮进行过尖锐批评，虽然他早期曾倾心于这种思潮: “浪漫主义者常把诗境与梦及幻象混为一谈。梦与幻象是‘自然’的东西，有时可以含有诗意，但不一定是诗境。诗是情绪与思虑的和谐与洗练的产物，它主要的是意志的作物。偶然发生的自然的诗兴必须经过人工的整饰才能成为丰满的作品。 　　现代的诗与十九世纪的诗不同，它是自觉的，它是思想与情感的交互表现，甚至是思想的感性的表现，带有一定的智的成分，‘文章本天成，妙手自得之’的浪漫主义观念实在是要不得的。”［2］这实际上是对瓦莱里的象征主义诗学主张的认定，也是唐湜建构其诗学体系的理论基础之一。 　　唐湜也考察了 20 世纪 40 年代的中国诗坛现状，既对一些他认为有益的探索给予了肯定，比如冯至及九叶诗派的创作，也对某些倾向进行了批评，他指出: 　　“抗战以来的诗歌运动的发展扩大，也加深了不少诗的内涵意义，但也同时使许多诗人放弃了真挚的沉思，去追求空虚而苍白的外在表现。”［3］17在唐湜看来，当时诗坛的主要弊端就是不注重诗歌艺术上的探索，而是在外在的观念、意义上下工夫，创造主体与诗歌艺术的创造实际上是疏离的。对于注重本体建设的诗人来说，这种现象是难以被接受的，在唐湜看来，诗歌探索首先应该在本体建设上做出努力。 　　正是基于这些原因，唐湜认为，新诗要取得艺术上的进步，必须以新的观念寻求新的路向，于是他提出了“合流”的诗学主张。这种主张大致包括 3 个不同的侧面和层面，涉及诗歌本体、诗歌思潮、诗坛结构等方面的“合流”。 　　其一，唐湜认为，诗歌是一种具有凝合、和谐特征的整一性构成，是各种诗歌要素依据相关的艺术规则和生命法则辩证地、有机地组合而结出的果实。他说: “艺术的最高理想是一切对立因素，如声音、色彩与意义，形象与思想、形式与内容，韵律与意境，现实与联想为一个和谐的生命，按照生命的内在旋律相互抗持又相互激动地进展前去。”［4］9这种观点是唐湜所一贯坚持的，在他看来，作为文本的诗本来就是一个整体，是由多种因素“合流”而成的，而其中的任何构成要素都难以从这个整体之中分解开来进行打量，也不必要分解开来，因为任何构成要素如果离开特定的环境和组合方式，它就会成为另外的东西。这种凝合是诗歌各要素在诗歌文本中的“合流”，没有“合流”，诗歌就不成其为诗歌，而如果没有辩证的统一，诗歌同样不成其为诗歌，至少不会成为优秀的诗篇。唐湜在诗歌本体构成上的“合流”观念与袁可嘉的“综合”说颇近似，袁可嘉强调现代诗是“现实、象征、玄学的综合传统”［5］，实际上也是说，现代诗是这几种要素在一个整体中的“合流”。两位诗论家在某些观念上的一致性正好暗示了九叶诗派在诗歌艺术追求上的某些共同性。 　　其二，在唐湜看来，以前的任何一种艺术思潮发展到今天都只能代表部分的艺术真理，因而，在现代文化语境中，应该将它们融合起来，张扬各种观念、思潮的长处并加以新的创造而形成新的诗歌观念。他说: “浪漫主义者强烈地感受到梦境与它所代表的潜意识流的真实与力量，但他们把自己的头埋到这水流里去，迷醉在里面任自己的意识灭顶; 机械的现实主义者或理性主义者、假古典主义者把人看成一个意识的机械，否认或忽略了生命最有力、最纯真的核心，最大的‘能’———潜意识流的作用。”［4］72对于 20 世纪 40年代泛滥的现实主义诗歌，唐湜认为那些诗人“只偷工减料地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