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逢其时的莎士比亚与被遮蔽的汤显祖.docVIP

幸逢其时的莎士比亚与被遮蔽的汤显祖 　　莎士比亚毕竟是幸运的，他的时代虽然也有“野蛮之处”，但却并不与他为难；而他的天才，也可以像以狂风开道的阳光一样，自由地将自己的灿烂光芒，投射在自己祖国的精神大地上。相比之下，汤显祖显得更了不起，因为他的时代更野蛮，更摧折人的个性、激情和才华，而他却凭着自己的勇气和智慧，战胜了这可怕的野蛮，写出了闪烁着人性光辉和美丽诗意的伟大作品。 ????幸逢其时的莎士比亚 　　写作需要最低限度的自由——安全地思考、想象和表达的自由。在一个极端野蛮的时代，只有少数极为勇敢的人，才敢在积极的意义上写作；而大多数人，要么选择沉默，要么满足于虚假的或不关痛痒的写作。即便那些勇敢的写作者，也不得不选择一种隐蔽的写作方式，例如隐喻和象征的写作方式。就此而言，汤显祖象征化的“梦境叙事”，就是一种不自由环境下的美学选择；而莎士比亚的全部创作所体现出来的极大的自由感和明朗感，则彰显着写作者与写作环境之间积极而健康的关系。 　　是的，自由度和安全感是文学创作最起码的前提。只有在作家的生命权和人格尊严得到保障的前提下，正常的文学创作才有可能。司汤达说：“如果我们从事文学而又安全无虞，我敢预言：法国的新悲剧不久就会出现；我所以要讲到安全，这是因为想象受到威胁，被损害的仍然是想象。”他说得很对！在以极端恐怖的方式压制思想自由、遏抑创造活力的环境里，不仅作家的人格会受到扭曲，而且，他们的想象力和表达能力，都会因为受到威胁和干扰而降低。 　　如果说，一个国家最高统治者的道德和人格，会极大地影响普通公民的道德和人格，那么，这种影响对一个时代精神文化生活的影响，就更为巨大和深入。在不同的社会，诗人、作家、艺术家和哲学家因为受到最高统治者不同的对待，会在思想和激情、人格和风格等方面，表现出截然不同的风貌。严酷的专制不仅降低知识分子的人格尊严，而且，还不可避免地破坏他们的感受力和创造力；而一个智慧、谦逊、仁慈的君主，则不仅让人们普遍感受到做人的基本尊严和自由，而且还会给自己的时代创造最健康的环境和风气。 　　就生活环境、文化氛围和写作条件来看，莎士比亚无疑要比汤显祖幸运得多。莎士比亚已经在“现代语境”中自由地想象和写作；而汤显祖却困在“前现代语境”中，不得不通过一种高度象征化和隐喻形式展开写作。换句话说，汤显祖与莎士比亚虽然身处同一个时代，但却生活在两个世界。也就是说，从物理时间上看，他们确乎是同时代人；但是，从文明程度上看，他们则生活在完全不同的时代——汤显祖的时代落后莎士比亚的时代，何止四百年！ 　　莎士比亚确乎是幸运的。他赶上了英国历史上的崭新而健全的时代——都铎王朝（1485—1603）的最后一个君主伊丽莎白一世时代（1558—1603）。 　　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天分极高。“据说，她在6岁时，已经庄重得像个40岁的中年人的样子。”她也非常幸运，“出生在文艺复兴热情高涨的时期”，并接受了良好的正规教育。她把学习变成了一生的习惯，即使做了日理万机的国王，也未曾一日荒废读书：“1562年，阿夏姆每天都和她一道念希腊文和拉丁文。他说，伊丽莎白在一天之内所念的希腊文的数量比教会中一个受奉牧师一周内所念的拉丁文还要多。”伊丽莎白一世女王博学多闻，懂拉丁语、希腊语、意大利语、法语、西班牙语和威尔士语等好多种外语，对宗教、哲学、政治、历史、文学、数学、音乐等学科都颇有研究。 　　最高统治者的身体一般都是僵硬的，就像他们的表情大都是冷酷的一样，就像他们的语言大都是无趣的一样。然而，伊丽莎白女王的身体却是柔软的，语言也是温和的：“她能按照佛罗伦萨跳舞方式跳舞，姿态优美，惊动观众。她的谈吐，不仅充满幽默情味，而且富有美趣和机智，显示出一种正确的社会见识，一种精细到令人心折的独特感受。”她有艺术家的天赋：“她也继承了父母对音乐的热爱，不但会弹鲁特琴，有极佳的鉴赏力，甚至有一副好歌喉，还会创作音乐。” 　　虽然有着如此过人的禀赋和良好的修养，伊丽莎白女王却从不以此骄人，脑海里也从来没有产生过这样的荒谬念头——强制作家按照自己设计的理念和模式来写作。她懂得尊重知识分子和作家，充分保障他们思考和写作的自由。她知道，精神性的创造活动与个性密切相关；她也知道，良知是无法被强行绑架的：“女王笃信的箴言为‘人的良知无法强迫’，而她‘也不想无谓地探究他人的内心与任何秘密思想’。” 　　伊丽莎白女王有着异乎寻常、近乎完美的性格，“她的内心没有一般妇女所具有的那种缺点。她的坚韧不拔的精神可以和男子媲美”。英国历史学家、莎士比亚研究专家霍利迪则说她“有都铎的勇气；而且既有男人的理智，又有女人的直觉力”。这显然是一个在性格、感受力和意志品质等许多方面，都达到极高水平和境界的女性政治家。 　　伊丽莎白一世女王很善于处理复杂的社会矛盾。在她的统治下，“英国的君主统治显得和谐而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