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府主导型产学官合作模式的形成过程推进机制与实施效果.doc

日本政府主导型产学官合作模式的形成过程、推进机制与实施效果 曹勇 秦玉萍 2012-7-24 10:21:03　　来源：《自然辩证法通讯》(京)2011年5期 　　作者简介：曹勇(1964-)，男，湖北浠水人，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教授，日本东北大学博士，客座教授，研究方向为自主创新与知识产权管理，E-mail：caoyong@；秦玉萍(1986-)，女，黑龙江黑河人，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知识产权、技术创新与科技政策分析，E-mail：xiaoedeyouxiang@163.com(湖北武汉430074)。　　内容提要：21世纪以来，日本通过实施行政体制改革形成了政府主导型的产学官合作模式。文章以日本政府制定并连续实施科学技术基本计划为主线对该模式的形成过程、主要特点以及具体推进机制进行探讨，并分别从产、学、官各主体以及人才培养四个方面分析前三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的实施效果，进而为构建我国转型期的产学官合作模式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启示。　　关 键 词：政府主导 产学官合作 科学技术基本计划 推进机制 实施效果　　面对21世纪日益加剧的国际贸易摩擦、产业空洞化等问题，日本政府意识到只有开展基础性、开拓性的前沿研究才能保证国家和产业的持续竞争力。1995年颁布的《科学技术基本法》为日本的科技政策制定了基本框架，2001通过设立综合科学技术会议(CSTP)、合并日本科技厅与文部省等一系列行政体制改革，形成了通过实施“科学技术基本计划”来推进产学官合作的政府主导型合作模式。在该模式中，产业界的作用由高风险的技术开发转向如何通过与大学的密切合作来持续开发出具有新市场的技术和产品；同时大学的功能除了教育与学术研究之外，还要能够通过产学官合作创造、活用、转化知识来为社会做出贡献；而政府则承担制定政策、创造环境、承担研发风险、配置研发资源、引导产学官有效合作以及评价成果等重任[1]。《科学技术基本法》已实施15年，科学技术基本计划也从1995年的第一期进入2011年的第四期，政府主导型的日本产学官合作模式已经确立并取得明显成效。本文试图对该模式的形成过程、主要特点以及通过实施科学技术基本计划来推进产学官合作的实施效果进行分析，以期为构建我国转型期的产学研合作提供借鉴与启示。　　一、政府主导型产学官合作模式的形成过程　　1.产学官合作主体的界定　　我国学者在研究日本产学官合作问题时对于“官”的内涵阐释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指国立研究机构，其主要作用是承担周期长、风险大、费用高的研究课题；第二种观点认为“官”包括政府管理部门以及国立研究机构[2]，除了国立研究机构的作用外还要承担制定产学官合作的政策措施与战略方针等重任；第三种观点则认为“官”只包括政府部门，而国立研究机构应归属于“学”这一主体[3]。前两种观点多受我国以企业、大学、科研院所构成“产学研”合作三方主体的影响。在科技行政体制改革前，国立研究机构归属于科技厅管辖、大学归属于文部省管辖，这种状况下确实存在国立研究机构作为“官”的一部分来发挥作用的情况，但随着2001年科技厅的解体，大学与国立研究机构的“学”由文部科学省管辖、“产”则由经济产业省管辖、“官”指政府职能部门的产学官三方合作主体得以形成[4]。　　2.推进产学官有效合作的行政体制改革　　(1)行政体制改革的动因。在产学官合作初期，为日本战后经济复苏做出巨大贡献的企业与注重理论研究而忽视应用研究的大学都对产学合作积极性不高，而此时日本政府却存在着相关行政职能机构纵向分割、无法统一规划的功能障碍，其原因主要归结于二战后日本科技厅、文部省、通商产业省等并行的官僚行政体制。　　首先，科技厅作为科技振兴的最高领导机构与其他省厅并行，其综合协调职能受到限制。例如，在日本产学官各界更关注应用技术开发的情况下，通产省在科技政策制定上更有主导权；而在研究经费上隶属科技厅管辖的国立研究机构与隶属文部省管辖的大学存在竞争关系。其次，挂靠于科技厅的科学技术会议，作为国家科技政策制定的最高审议机构，并没有设置日常的事务处理机构，每年仅召开1-2次会议[5]，导致该会议对国家综合科技政策进行制定和调整时都显得软弱无力。　　在这种各相关省厅并行的行政体制下很难制定出综合性的国家科技振兴政策。因此，要有效地推进产学官合作就必须打破各行政部门割据的格局，并设立统一协调的领导机构。　　(2)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1995年《科学技术基本法》颁布后日本政府就酝酿着行政体制改革，直到2001年中央省厅再编时才彻底改变了阻碍产学官合作的行政体制，其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设立综合科学技术会议(CSTP)、统筹协调各省厅之间的关系。根据日本《内阁设置法》，2001年设置综合科学技术会议(CSTP)，直接辅佐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