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法秩序与乡村治理及建设-深圳大学.docVIP

宗法秩序与乡村治理及建设 ——结合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分析 学 号 2006082113 姓 名 江信彦 专业年级 传播学院06传播 宗法秩序在建国初被沉重打压后现今有了回潮的迹象，证明其具有一定的时代合理性，而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是发展中国家，存在诸多体制上的缺陷，尤其在乡村建设与治理方面，“三农”问题一直是我国的主要问题。在阅读一些专著后发现在当代的一些乡村建设理论中隐含着传统宗法秩序的精神。思考后笔者认为宗法秩序的一些精神对乡村治理有着积极的意义，一定程度上能填补乡村体制的缺陷。所以，本文将对宗法秩序与乡村建设、治理的相互关系进行探讨，对解决现今的乡村问题有其一定的意义。 一、文献综述 宗法秩序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确切的定义，各家各派有其表述方式，但总体来说离不开宗族的血缘关系，以及血缘关系下的长幼秩序，礼俗规范。在林修果的《试论宗法秩序特质》中讲到：“宗法势力或者宗法权力的权力来源是宗族，形式权力的主体是族长、士绅。这就决定了宗法秩序具有其不同于现代行政权力的种种特性，这些特性主要有：血缘性、差序性、礼俗性和地域性。”笔者以为，这四个特征简单而明了地概括了宗法秩序的基本特征。虽然费孝通先生并没有明确地提出“宗法秩序”，但四个特征的相关内容在《乡土中国》一书中“礼治秩序”、“长老统治”、“血缘与地缘”等章节中均有体现。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核心是政教合一，梁漱溟企图在乡村中建立一个以教育联系起来，可以管理乡村事务的组织。在其著作《乡村建设理论》提到，中国最缺少的就是团体组织。正因为中国人缺少这样的团体观念，所以对公共事务都是冷漠、麻木的，于是便提出要建设乡村，必须调动人民的积极性，要建设一个进步的组织，让村民们积极参与乡村事务，于是就引入了西方“团体”这样的文化观念。梁漱溟指出：“所谓建设，不是建设旁的，是建设一个新的社会组织构造——即建设新的礼俗。”而这样的礼俗蕴含着传统中国的伦理精神。在《乡村建设理论》还提到：由于中西文化的差距，不能只一味地注入西方思想，要进行中西的“沟通调和”，而解决当代方法只有一个，就是运用“伦理主义”。 在《梁漱溟全集(第一卷)》书中概括了乡村组织（乡农学校）的重要组成部分：乡农学校的校董，是村中或乡中有办事能力的人；学长是村中或乡中品德最尊的人；学众是村中或乡中男女老少一切人；教员，能教导学众解决问题的知识的人。在张庆雄的《梁漱溟乡村教育模式探析》中简单叙述了各部分的功用：“乡农学校的校董,是乡村建设的领袖;村学校董会和乡学校董会是学校的办事机关,负责办理村学乡学的公众事务;教员是村学乡学聘请的先生,亦即“乡村运动者”,其职责不仅仅是教书,还负责推进社会工作。教员是推动乡村建设的最直接的力量,他们有知识有能力。学众,可分成成人、妇女、儿童三个团体,以此明确各自的职责,强调以成年农民为主要教育对象,是乡村的主要建设力量。” 上述文献让我们简单了解到了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的原理与结构，也看到了中国传统精神的影子，如以礼俗来规范行为、长幼差序的人论关系、在民众中建立权威等，梁漱溟是抽取了宗法秩序中一些适合时代的精髓，将其与西方文化结合而形成的，可见宗法秩序对于当代治理乡村社会是具有其价值意义的。 林修果的《基层行政对于宗法秩序的价值性开掘》与林修果与林安红的共同撰写的《乡村治理中宗法秩序回潮的价值分析》都从填补体制的缺陷、监督人民的行为、有利于人民团结、促进经济建设、传播新文化新思想、更好地实现乡村民主自治等方面对宗法秩序与乡村治理、建设进行了分析。同时亦指出了宗法秩序阻碍乡村发展的问题，最后提出合理地利用宗法秩序，将其有效地整合到乡村政治体系中。笔者亦认为吸收宗法秩序中的有效的合理的元素，将宗法秩序与现代民主政治结合会是一条乡村建设与治理的成功探索之路。 二、宗法秩序 “宗法势力或者宗法权力的权力来源是宗族，形式权力的主体是族长、士绅。这就决定了宗法秩序具有其不同于现代行政权力的种种特性，这些特性主要有：血缘性、差序性、礼俗性和地域性。” [1] “从权力主体的形成是上讲，宗族是一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传统社会组织。”[2] 乡土社会团体自古是因血缘而结合的。在费孝通先生的观点中，人与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是根据血缘既亲属关系决定。“血缘所决定的社会地位不容个人选择。”[3]简单来说，就是你无法选择你的父母，而在乡土社会，在宗法全力下，你又必须遵守长幼秩序，既是你必须听从你父母还有你的长辈的话。这样就形成了乡土社会中地位的差序性，人与人间的地位是有等级的，而这种等级又是靠血缘建立起来。所以，在乡土社会，越是老的一辈，越受尊重，说的话越有分量，越有权力。 这样亦就形成费孝通先生说的“长老统治”，所谓的差序性就体现在长老的权力上。而长老的权力就是教化的权力，是“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