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法治困境及策略研究.doc

乡村法治困境及对策研究 内容摘要：乡村法治在我国法治进程中具有重要地位。乡村法治进展缓慢，主要原因有：法律知识不足导致农民对法律的认知程度不高，使其维权意识淡薄，落后的经济状况也直接影响执法和司法的公平与效率，根深蒂固的传统民间文化、宗法观念等导致农民不是依靠法律解决自己生活中遇到的实际问题，最终阻隔了其法治理念的形成，以及司法系统本身的腐败和法治资源的缺乏。本文通过对乡村法治现状的分析，探寻原因，并就如何推动乡村法治建设提出了对策。 关键词：乡村法治 困境 对策 当下的中国，法治作为一种理想，已经变成了一种新的流行话语和公众追求。然而，法律的建构能力如何却几乎成了当今法学界已然忘却的前提。“建设法治国家”的用语清晰表明了我们的主体意识，只是法律能否如航天飞机一般被设计，并极好地适用于现实，易言之，被理性所构建出来的法律是否可以建构出一个有序的现实世界？当寄予厚望的法律运用于乡村时，法律的不适应性便显现出来。事实迫使人们思考：乡村的法治道路为何如此艰难，而未来乡村法治的道路将何去何从？本文即以此问题为基础，对当前的乡村法治展开思考，希冀能为急速前行的乡村法治步伐注入一点反思性的声音。 文本分析：田野考察的视觉进路 案例1：一个男青年甲爱上了另一个村子的女青年乙。一天，甲邀乙约会，乙接受了。在约会期间，甲要求发生性关系，乙拒绝了，但甲以强力奸污了乙。乙回家后向家人哭诉了经过。其父母向当地派出所报告了案件。在警察正式逮捕甲之前，甲父母来到乙家中请求私了，条件是：甲娶乙，并支付乙人民币3000元，而乙应以撤诉作为回报。乙家中原则上同意这些条件，只是要求更多的赔偿，数额为10000元，双方家长就赔偿费讨价还价，最后达成协议，赔偿5 000元。尽管甲乙双方都未达到法定婚龄，他们还是通过熟人领取了结婚证。 案例2：某村一位妇女Q，由于丈夫M长年在城里打工，在同村的另一位男子W的引诱下，同W发生了历时一年多的两性关系(称是先强奸后通奸)。其丈夫回来得知此事后非常愤怒，多次打骂W并威胁W及其家人的生命安全。村委会首先出面调解，W表示愿意向M支付7 000元人民币作为“精神和名誉损害赔偿”，但是W要求M保证私了之后不再威胁自己和两个儿子的安全，M拒绝了这一出价，继续纠缠威胁W，为寻求保护，W将此事反映给本村书记，书记建议他向当地人民法院提出诉讼，要求被告M停止对W的人身威胁和财产侵害。面对W的起诉，M异常愤怒，提出反诉，认为原告的行为对自己造成了“精神和名誉损失”，要求法院据此判决原告赔偿自己人民币10000元。法院进行了调解，并达成了和解协议。协议规定：W赔偿M “精神和名誉损害费”8 000元；M停止威胁、骚扰W 及其家人。此后，双方均不得挑起事端，本案诉讼费600元，W承担400元，M承担200元。 在案例1中，很难说受害人及其父母不懂法律，而是在知道法律的情况下，仍然选择了规避法律，法律法规并没有成为双方当事人处理事件的准绳，相反，法律法规仅是女方父母讨要更高的赔偿数额的工具。至于案例2，尽管M的愤怒几乎人人都可以理解，但是必须承认，他的愤怒和由此而来的一系列行动和要求都没有任何法律的根据。在现行的中国刑法中，通奸不是犯罪，而且也没有其他法律明文规制这一行为。相反，M本人的骚扰、威胁W及其家人的行为反倒是可能受到处罚甚至刑法处罚的行为。但是，在这个案件中，双方当事人从来就没有这样想过，在他们的心中，这从来就不是他们行为的预期。即便是此案的法官，也没有打算认真地按照制定法的逻辑行事。严格依法办事，只是法官的一个“议价” 的筹码，用以获取案件当事人接受司法处理的结果。由此看来，尽管此案的结果在绝大多数中国人看来都颇为圆满，皆大欢喜，但是仔细琢磨起来，可以说，所有的人，包括法官似乎都完全放弃了制定法的根据，整个案件都似乎行进在一条“没有法律航标的河流上”。 乡村法治建设任重而道远 透视这两个案例，其典型性在于，两个案例均发生在中国广袤的乡村社会，其中，一个是典型的“私力救济”行为，一个则是十分纯粹的“公力救济”。尽管从案例中可以发掘出法治的意蕴，如前者女方父母毫不迟疑的报案举动，后者M言之凿凿的“精神和名誉损害赔偿”，这当然归功于政府的普法规划，但如果细究就会发现，法律究竟在村民心目中是什么？他们真的信仰法律吗？这个问题在乡村恐怕难以回答。 法治还不被村民们普遍的认识和信仰 法治主体是实行法治必须解决的理论与实践前提。在民主政治国家，法治的主体只能是人民。农民是中国社会最大的群体，是中国法治主体的基础。作为法治主体的农民存在的不足，已成为乡村法治推进的阻碍因素。基层干部和农民普遍缺乏法律知识，法治意识淡薄。法律知识就是法治力量。法治化过程中，在预先的良法规范下人们对法律知识掌握的多少，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