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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醒后的抗争 【摘 要】本文拟采用平行研究的方法，对鲁迅小说《狂人日记》和崔曙海小说《出走记》中出现的觉醒的知识分子形象进行研究，比较在相似的主题下，两位作家笔下的知识分子形象的差异及原因。　　【关键词】《狂人日记》；《出走记》抗争；知识分子；差异；思想　　二十世纪初，无产阶级文学思潮在世界范围内兴起，这种思潮对中韩两国作家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批接受新思想的文人作家开始从无产阶级的视角出发思考国家的命运。这其中，中国最伟大的作家无疑是鲁迅。在韩国，崔曙海成为带有无产阶级文学色彩的新倾向派文学代表作家。　　相似的时代背景，使两个人的小说几乎不约而同地将更多视线投注到知识分子身上。如鲁迅的小说中，有吕纬甫（《在酒楼上》）、魏连殳（《孤独者》）、孔乙己（《孔乙己》）等，崔曙海的小说中有《乡愁》、《出走记》、《走上新道路》里的“我”等。本文拟采用平行研究的方法，对鲁迅小说《狂人日记》和崔曙海小说《出走记》中出现的觉醒的知识分子形象进行研究，比较在相似的主题下，两位作家笔下的知识分子形象的差异及原因。　　一、鲁迅和《狂人日记》　　受进化论思想的影响，鲁迅一直以治病救人为己任。为此，他远渡重洋留学日本。但是，在仙台时代医学专科求学的经历，以及日本社会的生体验，使鲁迅最终做出了弃医从文的决定。在《呐喊·自序》里，鲁迅这样写道：“这一学年没有完毕，我已经到了东京了，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 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从上可知，鲁迅认识到中国人当时最需要的并不是身体上的强壮，而是精神上的觉醒，于是毅然弃医从文，以期用文学的感召力量来唤醒民众的觉醒，激发他们寻找出路的意识和奋起抗争的勇气。他小说中塑造的人物形象具有典型性、代表性、特殊性和悲剧性。而这其中，又尤其以小说中的知识分子的形象给读者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并营造出几缕幽幽的伤感和几分莫名的怨恨。这也正应了鲁迅先生所说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狂人日记》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代表作。　　二、崔曙海和《出走记》　　崔曙海是朝鲜“新倾向派”文学的一位主要代表作家。早在1925年，崔曙海就曾在《朝鲜文坛》上发表文章开宗明义地宣称：“我写文章，真正地是在写，将来也要努力写……但我只写无愧于良心之作，对我个人的感情不想作无谓之谈。”他创作倾向的主要方面，是揭露强暴，把人民处于无权地位的惨状公诸于世，召唤人们迅速觉醒，为砸烂旧世界而奋起斗争。　　《出走记》是朴君写给友人金君的回信组成。五年前，他带着母亲、妻子流浪到中国边境，满以为开辟一片荒地，就可养家糊口，还能读书、教农民文化。可是，那里没有荒地，只能租种地主的土地，劳作一年连吃的都不够。为了生活，全家人拼命干活，受尽屈辱，生活依然很苦。他认识到社会欺骗、拒绝了他们的忠实，并且还要虐待他们。他觉得不能再这样活下去了，毅然离家投入社会，加入抗争的潮流。作品巧用书信体的形式，夹叙夹议表露真情，有着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三、相似的文学创作　　相似的时代背景，相同的历史使命，使得两位作家的创作自然而然的拥有了相似的主题：反对封建制度，歌颂抗争精神，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也自然的代表了觉醒的时代先驱者。不管是“狂人”，还是“我”，无一不是带有强烈的反抗意识的觉醒的知识分子。他们不断地进行着自我的审查，最终看清了造成苦难的原因是社会制度的不合理，唯有起来反抗，才能改变这种状况，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和幸福。　　“四千年来时时吃人的地方，今天才明白，我也在其中混了多年；大哥正管着家务，妹子恰恰死了，他未必不和在饭菜里，暗暗给我们吃。”狂人站在批判者的位子，把自己作为“食人民族”的一分子，进行清醒的自审，发出了“现在明白，难见真的人”的深沉自责。　　在《出走记》里，“我想靠自己辛勤的劳动活下去，然而社会辜负了我们……我们活到今天并不是自由的，而成为某种险恶的社会制度的牺牲品”。　　这里的“某种险恶的社会制度”指的便是剥削人、压迫人的不公平的社会制度。作者认识到了这种不合理，便毅然决然的走上了反抗的道路：　　“我要打倒给我施行催眠术的人群，打垮造成这个险恶环境的潮流……这个思想使我脱离家庭，使我加入XX团，使我不分昼夜，不管风雨，前往比绝壁更加险恶的X线阵地去。”　　四、鲜明的作品特色　　由于中韩两国的社会环境和政治环境的差别，以及两位作家人生经历的差异，使得在相同主题下创作的两部作品，带有鲜明的特色。　　1、表现手法不同。《狂人日记》采取了夸张和变形的手法，用隐晦的语言来表达对现实的不满和反对。如用“吃人”来比喻封建礼教对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