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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为什么清官有时比贪官更加可恨 《百家讲坛》2009年第10期，作者：李文军，原题：《为什么清官有时比贪官更可恨》 清官信仰是中国古代法律文化的一大特色，千百年来老百姓对清官乐此不疲的期盼和传颂，使得这种信仰甚至形成了一种文化。包拯、海瑞等著名清官的名字即使三尺之童也耳熟能详。作为反映社会普通民众心理的一面镜子，宋元时期，清官文学（包括公案小说、话本、杂剧等）开始大量涌现和流行；到了现代社会，电视剧中还有大量的清官戏来延续这种传统。老百姓为他们的“青天大老爷”立庙塑身，四时享祀，香火千年不绝。这既是因为清官自身所具有的可贵品质—清正廉洁、刚正不阿、铁面无私、体恤民情等等，也从反面说明这样一个可悲的问题：那就是贪官污吏层出不穷，“滔滔者天下皆是”，老百姓处在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境地，孤立无援，迫切希望有人能为民父母，为他们做主。清官的事迹正是百姓这种心理需求的集中反映，悲观一点说，是一种画饼充饥式的心理补偿。 在普通民众心中，清官可谓是完人，是神的化身，身上只有耀眼的光环而不可能有哪怕是白璧微瑕的黑子。然而，翻阅古人留下的笔墨，我们却能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群体意识断裂”—士大夫阶层对清官的评价实在是不能令普通百姓满意，有时甚至大相径庭。 晚清小说家刘鹗对这一问题有直接的阐述。他在《老残游记》中说：“清廉人原是最令人佩服的，只有一个脾气不好，他总觉得天下都是小人，只他一个人是君子。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