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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部分文章的comments Comments on GVCs 许文立，安徽大学经济学院，xuweny87@163.com 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s,GVCs）对国际贸易和国家竞争力的传统研究提出了挑战。传统研究所基于的假设是所有生产活动都发生在国内，且仅仅使用国内要素投入。但是，随着全球化生产和国际要素使用越来越多，上述假设不再成立。 Heckscher-Ohlin-Samuelson模型提供了新的启示，例如Baldwin and Robert-Nicoud (2010)的研究表明，引入中间产品和服务之后，贸易的好处可能不会存在。 另一方面，2008/09年金融危机，使得政策制定者越来越关注贸易、多边协议以及移民劳工问题。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测量指标是什么？统计数据来源于哪里？ （1）测量指标问题。Johnson and Noguera(2012，JIE)、Koopman et al.(2014，AER)提出了新的出口增加值测量指标。 （2）统计数据。传统的出口统计包含生产的所有阶段，因此会高估在某一国所创造的收入（例如，中国组装Apple电子产品，参见Yuqing Xing,2011）。因此，传统的国际贸易数据会显示出误导性的特征事实。 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orld Input-Output Database，WIOD） 10）。 彭老师在文章中综述了三个相关领域的文献：一是全球化对国际经济周期共变的影响；二是GVCs的测量；三是贸易融合对国际经济周期共变的影响。 （1）目前，还关注GVCs对businesscyclecomovement的影响的研究不多。我以前看过一篇相关文献——Gangnes et al.（2012，ADB workingpaper）。他们利用中国贸易数据实证了通过两条传播渠道（结构效应和供给链效应），国家融入GVCs会增加出口的收入弹性。 （2）现有的相关研究并没有太关注生产网络结构。彭老师则从这个角度切入构造了国家/产业在GVCs中所处的“位置”（distance）。我们都知道，传统的开放经济模型（包括NOEM）都是从最终产品贸易和金融体系两个方面去探索国际经济周期传播。而生产网络结构则可以探讨生产网络中的生产联系渠道传播国际经济周期。 （3）WIOD数据的使用。 （4）彭老师没有使用传统的实际产出增长相关系数，而是使用了产出增长的拟相关系数。这是为了克服误差项非正态性问题。但是，我和许坤（2017）研究过国际经济周期波动的传播方向，发现基本是从美国—欧洲—亚洲（中国）—美国这条路径，而且其中的波动间隔大约在3-4年左右。也就是说，这个businesscyclecomovement只考虑当期相关是否恰当？能不能构造一个跨期相关系数来表示？ （5）彭老师采用了个体和时间固定效应模型。为了克服变量测量误差、内生性、样本选择偏误，文章也做了相应的稳健性分析。但是是否应该考虑遗漏变量所引起的偏误？尤其是国家/行业不可观测随时间可变的因素。在回归中控制这类因素，可参考Bai（2009）、Kimand Oka（2014）等的处理方法。 （6）GVCs如何引入宏观经济模型中去讨论国际经济周期共变机制，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方向。虽然现在的NOEM中也有引入了中间品贸易，但是这也只是SOE和two-country模型中中间产品厂商的行为，与GVCs这种带有投入产出结构的模块还相距甚远。最近Acemoglu等（2012，2015）也研究了网络与宏观经济学。而在DSGE中融入IO结构也有一些学者在探索。 参考文献（略） Commentsonsustainable development 许文立，安徽大学经济学院，xuweny87@163.com 我国生产方式转变和可持续发展问题的重要性不用再过多强调了。 很多学者主张要超越GDP（Charlesand Klenow，2016，AER），因为GDP虽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衡量收入水平，但是它对福利水平却一筹莫展。很多机构和组织提出了一些备择指标，例如世界银行的HDI等。 而在国民财富的核算过程中，很多机构和学者也指出，除了要核算物资资本（生产资本）外，还应该包括自然资本和人力资本等。联合国大学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曾在2012年和2014年出版了两本《inclusivewealthreport》分别介绍了自然资本和人力资本核算及其方法。其中，介绍了孙老师这篇文章中所采用的财富核算方法。 （1）孙老师这篇文章对物资资本、自然资本和无形资本的核算是基于WB（2011）的方法。在核算的过程中，最为关键的应该是时间贴现率。Weitzman（2011,2015）曾反复强调，社会贴现率对于环境资源的核算以及环境政策的评估至关重要。因此，我的疑问是文章中选取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