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越诸王与沙州曹氏归义军节度使同佛教关系之比较.docVIP

吴越诸王与沙州曹氏归义军节度使同佛教关系之比较　　　　　　在这个特殊时期，佛教在中国的发展亦表现出了一些特点，其表现之一就是代表非正统的政权或势力所辖区的佛教发展甚为兴盛，十国及其他割据政权的统治者基本上均采取扶持佛教的态度。在十国之中，吴越、闽、南唐等国佛教发展均甚兴盛，而吴越尤最。在其他地区独立政权中，沙州曹氏归义军政权的佛教亦呈现出生机勃勃的景象。　 关于吴越国创立的时间，官修正史893年鏐（852-932）受封海度使管理杭州始，平元年（）鏐梁封越王978年俶（929-988）土宋止为了与后面所述的敦煌曹氏归义军政权在时间上相统一，这里我们亦采用后一种观点。敦煌归义军的建立是在唐大中五年（851）。唐贞元二年（786），吐蕃军队攻陷沙州，敦煌历史进入到吐蕃统治时期。842年，吐蕃赞普郎达玛被僧人刺杀，吐蕃内乱，蕃占区各族人民纷纷通过起义来摆脱吐蕃政权的统治，唐宣宗大中二年（848），敦煌人张议潮率领蕃汉军民赶走了吐蕃统治者，并派遣使者入唐告捷。大中五年（851），唐朝在敦煌设立归义军，首任节度使为逐蕃归唐的敦煌人张议潮，敦煌历史进入到张氏归义军时期。天复十年（910），张氏归义军最后一任节度使张承奉建立了“西汉金山国”，自号“白衣皇帝”。后梁乾化四年（914），敦煌大族曹议金取代张承奉自立，废掉金山国号，重建归义军，并奉中原王朝为正朔，敦煌历史进入到曹氏归义军时期，曹氏归义军的历史一直延续至11世纪初。而归义军政权与吴越国在时间上重叠的主要是曹氏归义军时期（848-11世纪初）的前半期，而这时期曹氏归义军节度使依次为曹议金（914-935）、曹元德（935-939）、曹元深（939-944）、曹元忠（944-974）、曹延恭（974-976）、曹延禄（976-1002）。在这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内，吴越国主和敦煌曹氏归义军节度使均对佛教采取了扶持的态度，故杭州和沙州为当时的两大佛教重镇，而吴越国佛教与沙州归义军佛教亦可被视为是当时中国南方和北方佛教的两个典型代表，两地的佛教在表现出一致性的同时，又在佛教宗派、义理研习、寺院性质、僧侣生活等方面具有各自的特点，故对两地佛教进行比较研究，不但对五代宋初时期中国区域佛教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而且还会丰富五代宋初时期中国佛教发展的内容。本文则主要是对吴越诸王和敦煌曹氏归义军节度使同佛教的关系进行述论比较。　　 　　　　　　《吴越备史》卷2记载，钱鏐于贞明二年(916)十二月命时任惠州防御使的五弟钱铧“率官吏僧众诣明州鄮县阿育王寺迎释迦舍利塔归于府城，仍建浮图于城南以致之。”同时，钱鏐还曾“于杭州梵天寺建七级木塔”。寺塔之建外，钱鏐亦立幢大寺建二幢911年招寺913年天竺日庵建一幢，924年海寺建二幢《十国春秋·文穆王世家》载，后唐清泰二年(935)，第二位吴越国王钱元瓘“建寺于府城外前百步，起楼号曰‘奉恩’，请寺额于唐……唐主不允，锡（赐）名曰‘千春’。”后晋天福二年（937），又“建相严院于国城西”。天福三年(938)，又“建净空院于国城(杭州)之北山，又建昭庆律寺。”天福四年（939），因“僧道翊得奇木于前涧，斲为观世音法身，王(钱元瓘)命建天竺道场。又建天长净心寺于国城。”天福六年（941）六月，又“建甘露寺于南山”。除前述净空寺、昭律寺元瓘甘露寺、化度院、音看院和寺。元瓘935年在天竺寺造石幢座。当然，文献记载中兴建佛寺数量最多的吴越国王是钱俶，作为最后一任国王，钱俶当政30多年，其间兴建了大量的寺院、佛塔等。如后周广顺元年(951)，“建空律寺，舍旧苑为灵芝寺，因芝生苑内，故名。”广顺三年（953）四月，“建报恩元教寺于城北，荐王妣也”。显德元年(954)，“建慧日永明院，迎僧道潜居之”。宋建隆元年(960)，“王（钱俶）重创灵隐寺，立石塔四”。乾德二年(964)四月，“重建城南宝塔寺，奉武肃王、文穆王、忠献王铜容入内”，同年又“建千光王寺”。乾德三年（965）八月，“重建宝塔寺于城北”、同年又“建天龙寺”。乾德五年（967），又“建净心院于北山”。 开宝元年（968），建奉先寺。由于钱俶建寺颇多，故史载其“崇信释氏，前后造寺无筭”。同时，钱弘俶还大规模营建宝塔。据载，钱弘俶在955年底，始了造八四千小塔之，此十年才得以完成，些佛塔以或金而成，塔有楷字云：王敬造八四千塔，乙卯。《金石契》云遣使送五百座小塔到日本。969年在奉先寺立了座幢，分刻有《大佛陀尼》和《大隨求即得自在陀尼》　　 吴越诸王大兴佛寺、佛塔与经幢是他们崇佛行为的体现，而正是在他们的崇佛影响之下，吴越国寺塔之建非常盛行，数量甚巨。如《五代诗话》卷一引《曝书亭集》曰:“寺塔之建，吴越武肃王倍于九国。按《咸淳临安志》，九厢四壁，诸县境中，一王所建，已盈八十八所。合一十四州悉数之，且不能举其目矣。”而在显德二年(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