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乡村中国到城市中国 中国的城镇化道路探索分析 图.doc

从乡村中国到城市中国 中国的城镇化道路分析 图 加拿大记者道格?桑德斯在他的《落脚城市》一书中写到：“落脚城市是一部转变人类的机器，只要让落脚城市充分发展，这部机器即可开创一个可持续的世界。”能够落脚的城市，才是人的城镇化。而过去30年，在乡村中国到城市中国的转变中，或许我们该听听作为城镇化主体的这些辗转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普通人的心声，在城镇化的大背景下，他们的故事往往是一个城市的悲哀，是时代的伤痛，也是未来的隐忧。而对于未来，这些更是改革急需的方向。 “城市中国”的逻辑 我们好像一直有对“历史性时刻”或“历史性转折”迷恋的情结，所以，当2011年年底，中国官方公布的统计数据所显示的中国城市化率超过50%的时候，这让很多人对这个国家的想象马上又多了一些浪漫：这对中国历史而言，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时刻，至少从统计数据上看，中国第一次实现了聚居于城市的人口超过了散居于农村的人口。这种浪漫的重要心理依据是，长期以来，我们对城市和城市化的理解都是与这些因素相伴的——“城市象征了经济、科技、文化以及社会‘先进’、‘发达’、‘美好’的符号，也被理解为人类聚居的高级形态，生活空间的未来归宿。” 谁说不是呢，直到目前，在针对中国经济增长未来的辩论中，乐观一方所依据的最重要的背景之一就是，中国经济还有一个10年甚至20年的城市化红利阶段，城市化作为中国经济的巨大推动力依然有效。 中国正在经历一个被发展主义过度表达的城市化阶段，很多时候和很多地方的城市化，一方面为单一的强势的行政权力所主导，同时，这种单一的强势的行政权力主导的目的又被单一的经济增长和投资增长的目标所占据。所以，在这样的城市化理念主导下，我们不断在大量迅速崛起的中国城市中看到牡丹花一样的繁荣：这里迅速生长出全世界最多的摩天大楼，无论是形状上还是在高度上，都让骄傲的西方人惊叹；有限的城市空间中，被修建起了越来越宽越来越高大的公路和立交桥；与此同时，我们也收获了全球最快的经济增长。 这一切看起来似乎并没有什么问题，也完全应该和可以将这样的模式快速地推广到更广大的地区。但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我们也开始为一种被总体描述为“城市病”的问题所困扰：包括交通拥堵、空气污染、水污染、垃圾围城等等。这好像也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从全球的统计来看，与全球超过一半的人口生活在城市同时发生的是，全球75%的温室气体排放发生在城市，而且，城市也消耗了全球75%的能源。作为一个后发的赶超型的国家经济体，通过一条带有可预期的瑕疵的发展道路快速实现崛起，然后与全球其他国家的城市一起寻找纾解既有困境的道路，这是一个后发经济体发展权的体现之一。我们在国际上围绕环境责任的辩论中，也确实是这样表达的。 但遗憾的是，来自城市基层的针对环境和居住安全问题的抗议，好像突然间变得很激烈，而且，昨天还与政府一起憧憬城市经济美好未来的“沉默的大多数”，突然之间表现出了巨大的愤怒和力量，并将这种愤怒和力量对准了忽视他们的强势资本和曾经说一不二的行政权力。而我们的城市决策者显然还没有习惯于民间街头表达的逻辑，于是，小事件总是酿成大危机。 有些脆弱的繁荣和未来的失败，在它来时的路上就已经注定。实际的情况是，今天正在发生的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范围的城市化经验表明，对城市经济繁荣的想象从来就不是满怀梦想而来的“外乡人”对城市想象的全部，在他们看来，理想的现代城市，应更接近于韦伯所指的作为“完全城市社区”的城市，“大致上它应该是工商业的、市场的，以市民为权利主体的，社区自治的——在城市中，市民（公民）的经济权、社会权、政治权将得到逐步的实现”。 断裂不可避免地发生了，而这种断裂并没有得到习惯了强势和主导的行政权力的重视，甚至有意地去忽视这种断裂，依然在既定的道路上狂奔，尽管他们可能也知道这注定是一条危机四伏的狂奔。 当然，我们现在还没有到对城市化的方向本身表示怀疑的时候，只是，我们已经迫切需要对城市化的理念、路径选择做出反思，也迫切的需要对存量的城市困境进行反思，以求为城市能够真正地走向“真善美”的未来而做出切实可行的战略选择、政策选择和行动选择，“城市中国”的逻辑应该超越单纯的经济逻辑，还应该包括政治逻辑、社会逻辑、文化逻辑等，这不仅事关中国城市的未来，也事关“城市中国”的未来。 城镇化下的家：一个北漂家庭的迁徒 北京街头，每3个人就可能有1人来自外地。北京常住人口从1949年的200万人扩大到2012年的2069万人。数据统计显示，外来人口对于北京经济增长率的贡献达到20%。这些被称为“北漂”者的城市选择，对于未来大城市的发展意义重大 在北京这座既熟悉又陌生的城市里，内蒙古人李长春不得不开始“找关系”。来京四年后，这个人到中年的汉子开始逐渐变得像个城里人。 2009年，李长春只身一人来到了北京，开始了自己的北漂生活。像他一样尚未在北京“站稳脚跟”的人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