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土高原农耕文化圈与畜牧文化圈的演变-论文.docVIP

黄土高原农耕文化圈与畜牧文化圈一、文化圈，畜牧文化圈，农耕文化圈 文化圈，也称文化景观，是在自然景观的基础上，经过人类活动所形成的可以辩识的自然-社会的空间实体。它包括有形的自然事物，如森林、草原、水体、山川等，也包括含有较多人类活动烙印的事物，如农田、房屋、道路、服饰等，还包括文化要素的语言、文字、心理状态，以至特定的生活气氛。 文化圈是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中，在相对隔离的条件下，自然环境条件与人类社会活动长期同化的结果，因而它是自然因素与社会因素两者的矛盾统一体，可以把它看作自然-人文的生态系统。它的内部，存在一定的结构和功能。 作为社会物质基础的生产系统，当然是任何文化圈发生与发展的前提，也是为保持其文化特征所最有权威的一种“文化迫力”。 在这里相对隔离的条件是必要的。这种隔离，如大山、大海的自然阻隔，人种、语言、社会结构等社会活动的阻隔，以及民俗、宗教、价值观等心理习惯的阻隔。 黄土高原上存在过的畜牧文化圈与农耕文化圈，就是在这种相对隔离的状态下，通过文化圈内部各个组分相互作用，形成的结构-功能体，亦即自然-人文生态系统和与之俱来的生态系统的“序”。 “序”从本质上说，是内在的、自生的系统的构架。“序”一旦形成，它就趋向于保持自身的稳定。 “序”是任何较为确定的系统所必需具备的。否则，将不可辩识，也就不成其为系统。这种“序”的产生，往往要经过一个漫长的、不自觉的过程。 文化圈内“序”的产生，因为是不自觉的，因此，常常受到不必要的、不自觉的干扰。但这种干扰不管多么强大，多么持久，只要没有超越它所能够承受的弹性阈限，系统内部所固有的“序”，仍然顽强地，有时是曲折地给以适应、修补和自生；并最终还是有所表现。因而农耕文化圈和畜牧文化圈都是稳定的实体。稳定，意味着固有的排他性。 农业文化圈，它含有农耕文化圈与畜牧文化圈，作为人类文化最初的生长点，它的稳定特征尤其明显。这是因为原始的农业生产是相对封闭的；农业生产周期较长，生产方式改变较慢，“传统”较易保持；农业生产更多的受自然环境的影响，而自然环境是相对稳定的；农业社会结构较单纯而稳定。农耕文化圈与畜牧文化圈有明显的区别。 但是文化圈的隔离状态一旦被打破，不同的文化圈必然发生交融而出现新的组合，从而产生新的“序”。尽管文化交融主要的进程是单向的，即较高水平一方涵盖较低水平一方，但不可避免地，较低水平一方的某些成分也渗入较高水平一方。从这一意义上说，农耕文化圈与畜牧文化圈的交融，不是某一旧的文化圈的简单扩大，而是新文化圈的诞生。从生态系统的理论看来，这是两个系统，即农耕生态系统和畜牧生态系统的耦合，也就是更高一级系统的诞生。 这种系统间交融的特征，可以表现于同一时代的不同地域，如同时存在的农耕区与畜牧区，我们称之为空间特征；也可以表现于同一地域的不同时代，如农业发展史中的不同历史阶段，我们称之为时间特征。 而中国的黄土高原以其悠久的农业历史，广大的空间分布和处于农耕文化圈及畜牧文化圈过渡地带这一特色，则表现出两个文化圈交融的特殊轨迹。 二、农耕文化圈与畜牧文化圈的嬗替轨迹 黄土高原是华夏文化的摇篮。其农耕文化圈与畜牧文化圈的更替颇具典型意义。 传说中，黄土高原曾经率先出现了中国农业的第一代始祖伏羲氏（相传出生于今甘肃省天水市）和以伏羲氏为象征的畜牧业及其相应的畜牧文化圈。 随后又出现了农业的第二代始祖神农氏（相传出生于今陕西省的歧山），他象征农耕文化及其相应的农耕文化圈。 这两位先哲细节的真实性也许可以商榷，但他们所昭示的历史背景却给我们以启示：黄土高原曾经出现过互相嬗替的畜牧和农耕两个文化圈。 两个文化圈之间的嬗替过程应是漫长的，大约始于6000年前，西安的半坡村文化应属此类嬗替的转折点。 在两个文化圈发生时间嬗替的同时，不同的民族，以其相对封闭的文化圈，也同时存在于黄土高原及其邻近地区。随着各民族势力的消长，农耕文化圈与畜牧文化圈也发生空间的推移和交融。 从有史可考的年代算起，大约4000多年以来，黄土高原的农耕文化圈与畜牧文化圈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嬗替极为丰富多彩。 农耕文化圈在黄土高原一步一步地扩大，畜牧文化圈一步一步地缩小。经过1000多年的角逐、融合，直到公元200年左右，秦国以其强大的综合国力，才使农耕文化圈在黄土高原的东部站稳脚根。又过了1000多年，从14世纪以后，农耕文化圈在黄土高原才取得绝对优势并稳定发展。 在农耕文化圈与畜牧文化圈两者的嬗替过程中，在两种文化圈的结合部，逐渐形成了若干具有两者烙印的结合点，这就是为大家所熟知的、分布于传统农耕区与畜牧区之间的“茶马市场”。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