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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量管制与交易制度的政治史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约翰。Ｂ。亨利（John B. Henry）在缅因州的阿卡迪亚国家公园徒步旅行时，第一次听他的朋友C。博伊德。格雷（C. Boyden Gray）说起有关让人们买卖排污的权利以纯净环境的事情。格雷Gray是一家烟草集团的瘦高个的继承人，当时在里根政府当律师，在那里环保的概念只稍稍比邪恶的共产主义更受欢迎些。Henry 回忆道，“当时我以为他在吸毒。”他是华盛顿特区的一位企业家。 但是（如果）Gray脑中所想的这个系统现在看起来是一种政治上可接受的用来减缓气候变化的途径―――在国会被热烈地讨论的一种途径―――那么，你可以说，在攀登上阿卡迪亚的凯迪拉克（攀登者）峰时它（这种途径）就开始登上了国际舞台。 人们现在称这个系统为“总量管制与交易制度”，可当时它的专门术语是“排放交易”，虽然有人称之为“道德沦丧”，甚至是“谋杀许可证”。这是一个由自由市场派的共和党人和反叛的环保主义者组成的奇特联盟，它代表一种新奇的纯净世界的途径靠同人类天性合作而不是去反对它。? ?虽然面临着强有力的抵抗，这些联盟仍然让这个系统在1990年变成了国家法律，来控制那些引发酸雨的发电站污染物。由于联邦官僚们乐意违反官僚主义的主要规则将环保运动史上最卓绝的成功案例之一。国会正在考虑是否将这个系统扩展到影响气候变化的二氧化碳排放这是个几乎影响每一个美国人的行动。所以，回顾下这样一个激进的主意最初是怎样化为行动，而又是什么使它成功的是很值得的事。 20世纪80年代的问题是美国的发电站释放出的大片二氧化硫云，它会以酸雨的形式回落到地球，破坏加拿大东部和美国的湖泊，森林和建筑们。怎样去解决这个问题的争论已拖延了数年。大部分的环保主义者们都在推行一种“管理控制”的方法，而联邦官员们要求电力公司安装能够消除发电站排气装置排出的二氧化硫的净化器。电力公司则反对说这样一个方法的花费会把他们带回黑暗时代。到里根政府的任职末期，国会提出并砰砰扔下了７０个不同的酸雨法案，挫败感蔓延得如此之深，以至于加拿大的首相沮丧地开玩笑道要向美国开战。 ? 而几乎是同时，环境保护基金会（EDF）开始质疑它们自己清洁污染的方法，总结为它的非官方口号：“起诉那些混蛋。”?在指挥控制性环保法规的早期时候，EDF也注意到人性中基本的一些东西，那就是人们讨厌被告知该做什么。所以组织中的一些反传统人士开始寻求市场化解决方式：给人们一个机会来比一般人聪明而盈利，他们说服道，他们可以取得成功完成那些指挥控制型官僚们甚至不会建议出的（事情）。这个理论被酝酿了数十年，始于20世纪初期的英国经济学家亚瑟·赛斯尔·庇古（）。他争辩道，交易可以产生一个产品价格中不能体现出的效果。比如，一个漠不关心的制造商将有毒化学品排到空气中，并不会赔偿下风向的房子脱离的墙漆而消耗制造出的产品的消费者也不会（赔偿）。庇古建议，让制造商和消费者为这些不被承认的花费付费“外部性内部化”，在这门沉闷的科学的隐含语言里。但没有人特别喜欢庇古做这个的方法让调节者加大税收和费用。1968年，在研究五大湖区的污染控制时，多伦多大学的经济学家约翰。戴尔斯（）发现了一种具有最小政府干涉的付费方法使用交易性的许可证和定量。 排污的权利。公司决定怎么来使用它的定量；它可能会限制排放量，或者转而使用一种更干净的燃料，或者买一种减少排放的洗涤器。如果它没用完它的定量，它可以接着卖掉它不再需要的。不过，它也可能不得不在开放市场上买额外的定量。每年，限额逐步下降，而越加有限的定额会越来越贵。就像在音乐椅游戏（玩法是在地上放置比参与者少一张的椅子）中一样，污染者们必须努力不超过排放的定额。 让所有这些在现实世界中成功需要一份飞跃的信心。而机会伴着1988年乔治H。W布什的当选来临了。EDF的主席弗莱德。克拉普（Fred Krupp）打电话给布什心的白宫顾问--博伊德。格雷（Boyden Gray）建议说，布什要保证他的誓言做个 “环保总统”的最佳方法就是解决酸雨问题，而解决的最佳途径就是使用排放交易这个最新工具。格雷很喜欢这个市场化的途径，（因此）甚至在里根政府到期前，他就让EDF的工作人员开始草拟法律使之完成。最接近的目标就是打破酸雨上的死路。但全球变暖也在1988年那个炎夏首次被当作头条新闻提出来；据克拉普说，EDF和布什政府都感到排放交易的开始会最终会成为解决这个更大得多的挑战的最佳方法。 这会是个奇怪的联盟。格雷是个开烧甲醇的破烂改装卡佛兰的保守千万富翁。而EDF的首席策略家丹。杜德克（Dan Dudek）则曾经是那种克拉普形容为“要不是个单纯的疯子，要不就是在向一个环保机构申请工作的人中最有力的空想家”的学术派。但这两人一拍即合这是件好事，考虑到几乎所有其他人都反对他们。 环保局ＥＰＡ的许多工作人员都不信任这个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