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文物与经济社会发展.docVIP

河南文物与经济社会发展——导论 （一）研究背景 二战以来，国际环境相对和平，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社会在雄厚的经济基础与美国的大力扶持下，迅速恢复物质生产，同时也在大力推进新一轮更彻底的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但在这一过程中发现，过度的经济发展与城市化进程破坏了历史环境，割断了城镇的历史联系，消灭了文化的地域特色。为此，西方社会逐渐重视保护本地区的文物，欧洲各国纷纷重新审视本国的文化遗产保护政策与保护目标，荷兰于1961年、法国于1962年、日本于1966年、英国于1967年、意大利于1967年制定了新的文化遗产法规，更加清晰地确认了文化遗产及其周边环境的价值。很明显，西方社会已经认识到，保护本国的文物是保护文化资源与民族历史，更是保护本国的文化实力与国家软实力，进而保护民族的未来。 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通过了《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以下简称《世界遗产公约》，从此确立了世界遗产这个重要的概念，要求缔约国要承认、确定、保护、保存、展出本国领土内的文化遗产与自然遗产，并将它传给本国与世界的后代；明确这类遗产是世界遗产的一部分，整个国际社会都有责任进行合作，予以保护。此后，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在世界各国获得了空前的重视，迄今为止已经有186个国家加入公约，成为拥有缔约国最多的国际公约之一。 《世界遗产公约》诞生以来，陆续又推动了覆盖文化遗产各个领域的许多重要的公约、宪章、宣言与决议，从而引发了一场从国际机构、各国政府，到各遗产地与普通民众广泛参与且影响深远的文化与自然遗产保护运动。1987年，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在华盛顿通过了《保护历史城镇与城区宪章》；1999年，该组织在墨西哥通过了《关于乡土建筑遗产的宪章》；2005年，该组织在西安通过的《西安宣言》，以“保护历史建筑、古遗址与历史区域周边环境”。 西方社会众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家与民间科研学术机构开始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开展世界遗产，尤其是世界文化遗产的坚决保护与深入研究工作。欧盟“科学发展第六框架计划（2002-2006）”确立了文化遗产保护与相关研究作为增强经济潜力与民族凝聚力的战略重点；意大利启动了“文化遗产保护特别项目”；法国实施了“文化遗产国家级研究计划”；美国制定了“挽救美国财富计划”；印度提出利用现代科学技术的全部潜力来保护、保全、评价、更新、尊重与利用印度的悠久文明。 可见，在世纪转折点，世界各国尤其西方发达国家都充分认识到文化遗产带来的日益丰富的物质财富（经济财富）与文化财富（精神财富），而且逐渐认识到其中蕴藏的无穷力量，因而都空前地提高了对文化遗产的重视程度。西方发达国家很清楚，要利用本国文化资源，建设强大的时代文化，必须充分具备保护与利用本国文化遗产的意识与能力。 本课题组认同：“文化遗产保护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的提法。 并认为保护与利用本国的文化遗产将成为世界各国，尤其是世界强国与文化强国全力竞争并控制的文化资源与文化产品的战略制高点。按照国家软实力理论，文化遗产不仅能够巩固国家硬实力的已有增长，更能带来国家软实力的持续增强，使世界强国与地区强国不仅具备刚性威慑力，而且具备柔性感召力，在世界硬战争与软战争中都获得绝对优势。 我国现代意义的“文物”是伴随着20世纪初期现代考古学在民国学界确立而产生的。清王朝后期，清廷已经认识到保护现代意义上的文物对国家历史文化传承的重要性，故于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设立民政部，制订了《保存古物推广办法》。民国初年的1914年颁布了《大总统禁止古物出口令》，制止外国所谓考古学家与探险家对中国文物的野蛮掠夺。1928年，内政部又颁布《名胜古迹古物保存条例》，1930年颁布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国家文物法——《古物保护法》。 新中国成立以来，文物的保护与研究一直受到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的重视。一方面轰轰烈烈地开展工农业生产，构建新中国独立自主的庞大工农业体系，另一方面也能深刻地认识到我国优秀的文化资源，尤其文物的社会价值，并对全国重要文物进行保护。我国的文物保护与考古发掘研究工作在老一辈文物工作者的努力下生机勃勃地在全国各地迅速开展起来。 1961年，国务院颁布了《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正式提出了国家、省与县（市）三级的文物保护单位的名称及内容。1982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文物保护法》颁布。1997年，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和改善文物工作的通知》。2002年颁布了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确立了“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工作方针，为新时期的文物保护与利用奠定了法律基础。 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近年来，政府与民间的有识之士逐渐认识到，仅重视物质生产，仅有物质财富的增长，国家光具备硬实力是不够的，没有文化财富的同步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