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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改革迈向法治中国 效果上而言，它应当为人权服务，为人们的利益服务。英国大法官宾汉姆在为法治开列的 十大原则中，就将“法律必须提供充分的基本人权保护”作为法治的原则之一，并力主这 〔５〕 一标准在法治原则中的重要性。 实际上，如果法治仅为富勒等人定位的形式法治，那 么“法治”与“法制”就难以区分。因而，法治中国建设的具体目标，应当充分保障人权。 实际上，在新近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第九部分“推 进法治中国建设”中，就明确把“完善司法人权保障制度”作为重要目标之一，这也说明了 法治中国建设与人权保障之间的密切关联。 再者，权力被驯化。权力是一柄双刃剑，没有强大的国家权力，社会将陷入无政府状 态之中，从而出现霍布斯所断言的那种人与人之间的战争状态；然而，权力本身又是具有 侵略性、扩张性、腐蚀性的能量，不加以防范与控制，则将为演变为压迫人们的暴力，正因 如此，“把权力关在笼子里”业已成为人们的共识。怎样控制权力的负面影响呢？这不外 权力分工与权力制约两大路径。前者是就对处于纵向（如中央与地方）与横向的权力进 行清晰明确的职责划分，以使各种权力机构能独立决断自己管辖范围内的事务；后者则是 建立以权力制约权力的法律机制，使任何一种权力在逾越其职权范围时，都会招致来其它 部门的反制。总体来说，权力的驯化不是使权力无能，而是使权力温顺，即按照人民的意 志来设定权力运行的目标，以宪法和法律来作为权力运作的依据。实际上，只有当权力能 够被控制时，社会才可能有基本的安全，人权也才会有基本的保障。 通过改革迈向法治中国 李清伟（上海大学法学院教授）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法治中国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 内容。改革与法治的紧张关系再次成为重要的课题。回顾 １９７８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改 革与法治的关系，可以归结为通过改革迈向法治中国。在这个过程中，经历了三个阶段， 改革开放之初，改革开放在法制不健全的背景下破土而出，改革开放成为法治的先导；随 着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目标的提出，改革开始步入法治的轨道，改革促成了社会主义法 律体系的建设；全面深化改革的时代命题，改革倒逼法治。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表明，中 国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正在经历着通过改革迈向法治中国之路。在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模 式是通过改革达成法治的模式，中国道路是通过改革通向法治中国的道路。 一　作为政治先导：改革催生法治保障 中国的改革与法治建设是相伴相随的。如何权衡改革与法治的关系，是一种公共选 〔５〕 参见［英］汤姆 ·宾汉姆著：《法治》，毛国权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９４－９５页。 ·１９· 《环球法律评论》　２０１４年第１期 择问题。那么，如何理解改革在当代中国的含义呢？“‘改革’的本意是指保持某种制度 和事物原有本质的前提下所进行的某种改变。从 １９７８年开始，改革就成了中国主导性的 话语，而且被赋予了极强的道德正当性和合法性。那么，什么是本质性的需要保持的，哪 〔１〕 些东西是可以改变的，如何改变，都与改革的解释权有关。” 但是，不管如何解释，改革 意味着要突破已有的某些法律制度框架，因此，改革总是会带来合法不合法的质疑。与此 〔２〕 同时，如选择不改革，发展中又会出现合理不合法、合法不合情的情况。 改革开放之初，对国内而言，“改革”意味着大胆突破当时的法律，破除旧体制的藩 篱，从而为中国改革开放破冰。它对当时法律的冲击表现在原有法律制度已经不能适合 国情，严重背离民意，打破原有法律，改革原有法律已成为势在必行。对外而言，“开放” 意味着要建立能够使海外投资者信赖的法律制度，确保引入的资金能够安全的进行交易， 并确保交易所得能够安全的返回，这些都需要国家建立与开放相适应的法律框架。 如何才能完成这种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历史使命呢？谁来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