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物利用研究概述.pptVIP

影响分析结果的因素 导致数据缺乏可靠性和真实性 自我医疗 医生的合理用药 病人的依从性和非依从性 医疗体制和文化的差异 广告宣传的影响 社会、医疗体制、医药企业对医生的影响 个人观念以及文化背景的影响 间接影响 直接影响 存在的问题 ★ 药物利用研究已成为一些国家医疗保险制度中控制过度药费开支的必要措施 。 国际现状 ★ 1990年美国国会通过联邦预算法案规定，享受“医疗补助计划”的美国居民医疗用药必须进行药物利用评论。 ★ 将药物应用研究作为医疗质量保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专门成立了DUR小组，由药学部领导、专业人员、情报药师及有关临床科室的医师组成，定期召开会议，提出临床用药中的问题，参与特定药物的临床审计，向院药事管理委员会建议应当采取的措施，对院内医务人员进行临床合理用药教育等，成为开展合理用药工作的有利工具。 存在的问题 国内存在的主要问题 1．药物分类及编码不统一 2．数据采集样本小、内容少 3．数据处理手段落后 4．缺乏适合国情的评价指标 中国开展药物利用研究的对策 首先应建立统一药物分类体系 建立网络化的数据库资料收集系统 积极开展药物利用研究，培养专业化的人才队伍，进一步推动药物利用的方法学研究。 药物利用研究不同于实验室条件下的研究，带有鲜明的社会药学特征。药物利用研究的范围很广，涉及药剂学、药理学、药事管理学、社会人类学、行为科学和经济学等诸多学科领域，参与者包括卫生管理者、药品开发和销售商、医学院和医院的专家、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等研究者，不同领域和研究人员采用的方法因研究目的、研究方式等而异．很难统一分类。 如：反应停事件： 1961年11月德国儿科医生Lenz，首先报告了反应停事件。象那些学科或专业的发展一样，反应停事件激发了药物利用研究的兴起。 如果不知道反应停的消耗量和使用人群，我们怎能估计危害的频度和危险人群呢? 1964年WHO组织的莫斯科药物毒理学会议直接促成荷兰的Siderius博士和瑞典的Engel博士主持的联合调研。他们不仅从本国，而且从许多其它国家搜集数据，调研结果在1969年的历史性奥斯陆会议之前公开发布，为WHO药物消耗组（后来发展为药物利用研究组）的成立奠定了基础。忘记过去就是冒险。 在随后的20多年的时间里，该组象功率强大的促进药物利用研究的发动机，开展了大量的工作，在全世界传播北欧的研究计划和成果。原先主要基于经济利益的商业冒险，已经融进了重视药物有效性(effective)、效能（efficient)和安全性的成份。药物利用研究人员和有关机构，已经建立和检验了进行药物利用研究的必要于段和方法，从而保证研究过程的可靠性和研究方式的规范化。药物利用研究工作的发展，已经越过方法探索阶段而进入阐明规律和采取行动的应用时期。 DDD：DURC提供了限定日剂量的概念，现已被WQO采纳并加以推广。从概念上理解，DDD是根据临床药物应用情况，人为制定的每日用药剂量，是一种技术性测量单位而不是推荐剂量，例如，安定作为抗焦虑药使用，平均日剂量为10mg/d，则它的1个DDD是10mg。 DDDs:是作为一个衡量药物使用频率指标。DDDs越大，说明此药的使用频率越高。 PDD：是用作论证DDD合理性的另一种衡量指标。PDD方法较DDD方法能更准确地反映人群药物暴露的情况，伹PDD值有可能因为处方缺少一个明确的指示剂量而在推算时发生问题，如使用胰岛素病例的处方会因为胰岛素的多次补充，其剂量在处方与处方之间会有改变，某些药物诸如口服抗糖尿病药的PDD值也可能低于相应的DDD值；同时一般研究者对PDD的获取存在一定的难度，限制了它的推广应用。 医院处方分析：医院处方分为门诊和住院处方，医院处方量较大，且多数医院的患者处方统计尚未计算机化，分析起来有一定的难度。 通过分析，可提供不同年龄、性别或诊断的患者的用药模式；研究药物利用与其适应证的关系；确定治疗最频繁的病种，为药物使用管理、药品采购供应、药厂生产的市场信息等提供参考依据。 药物利用指数分析法:若DUI＞1.0，说明医生的日处方剂量大于DDD；若DUI ＜1.0，说明医生的日处方剂量低于DDD。通过DUI的测算，可以了解医生的用药习惯，发现用药的流行趋势，估计用药可能出现的问题，监测用药的合理性，防止药物滥用或误用。有文献报道，用此法对精神类药物评价其使用是否合理是可行的，提出定期开展精神类药物的DUR工作可以加强医院对精神类药物的管理。用此法评价心血管类药物在临床应用的合理性，有人提出置疑，因心血管类药物药理作用与治疗范围广，且个体差异大，确定DDD值也就不很准确，如何评价此类药物，还需更深层次的探讨、研究。 与疾病有关的用药分析:了解疾病的药物治疗现状和趋势以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