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用经贸文本翻译(英汉双向)第一章什么是翻译.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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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第三节 翻译的意义 佛经翻译大师鸠摩罗什曾经说:“翻译犹如嚼饭喂人,不但失去真味,还带上我们的口水和爪齿的污秽。” 鲁迅说:“翻译是从别国窃得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的,以为倘能味道较好,庶几在咀嚼者那一面也得到较多的好处,我也不枉费了身躯。” 意大利有句谚语:翻译者就是叛逆者(tradutorre, traditore)。塞瓦提斯通过堂·吉诃德的口说:“阅读译本就像从反面看花毯”。歌德则把翻译比作“下流的职业媒人。” 翁显良曾说:“翻译本来就是为他人作嫁衣……。”普希金说:“翻译是矛盾而辉煌的悲剧。”郭沫若也比喻:“创作为处女,翻译不过是媒婆”。 毛泽东就曾经说:“没有翻译就没有共产党”。他还曾指出:“鲁迅是民族化的。但是他还是主张过硬译,我倒赞成理论书硬译,有个好处---准确。”“我们要熟悉外国的东西,读外国书。但是并不等于中国人要完全照外国办法办事,并不等于中国人写东西要像翻译一样。” 郭沫若说:“译文同样应该是一件艺术品。”林语堂说:“翻译是一种艺术。”傅雷说翻译家是“跟在伟大的作品后面,把他的心曲诉说给读者。”王佐良说翻译是“一种英雄的事业。”钱钟书说那些入“化”的翻译珍品为“投胎转世”。泰特勒说:“翻译是一种科学,是一种艺术。”国学大师季羡林说:“中国文化之所以能长保青春,万灵药就是翻译。” 第四节 翻译的价值 1. 美学价值 2. 社会文化价值 3. 理论价值 1、美学价值 文学翻译的艺术再现活动是“超然的”,其中译者所操作的不是有形结构,而是超越时空的物象。因此,需要作者能够凭借直觉对形式结构之外的意义加以抽象地概括与形象整合。译者与作者之间贵在默契。译者根据从作品中所获得的感性信息,建构与作者相近的审美意象,与作者心神交融,合二为一,从而“看到”原作中的艺术境界。这是心灵的共鸣。有了这一次共鸣,译者将循着作者的想象,跟着作者的思路,进入原作的美的意境。 翻译的价值还主要体现在社会文化层面,社会的变革,文化的发展,往往和蓬勃开展的翻译活动有关。翻译可以引发对特定文化乃至社会制度的变革,也可以推动不同文明向前演进。古罗马的希腊文学翻译导致了拉丁文学的诞生,五四时期的西学东渐及大规模翻译活动促进了现代白话文的形成和发展,这些无疑都是翻译的社会文化价值的最佳佐证。再者,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来考察翻译现象,可以使不同时期的翻译文学得到更为合理的解释。这里,我们试以中国20世纪大致存在的三种社会形态模式为例,对翻译与社会文化的关系,进而对翻译的社会文化价值做一些简单分析和讨论。 从政治文化的角度分析,20世纪中国的社会政治形态可大致分为三种模式,而文学翻译亦同样有三种模式。 2、社会文化价值 一是“非整合模式”。从辛亥革命到新中国成立,中国的政治文化形态属于非整合模式。所谓非整合模式,是指社会成员对官方政治价值取向以及政治操作方式普遍缺乏认同感。由于少数社会成员攫取过多的物质利益,普通民众付出的代价过高,社会矛盾尖锐。民众的政治取向多倾注于对次级国家组织及团体的认同感上。尤其是国民党政权建立之后,实行了种种文化控制方略,这就造成了权力主体与权力客体之间的紧张,引起了包括文化界、文艺界人士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由于翻译在政治文化传播中担当传媒的重要地位,所以翻译界便成了权力主体与权力客体双方激烈争夺的战场。 20世纪30年代作为权力客体的持不同政治见解的文学群体和个人,都不约而同地关注出版与言论的自由,这无疑是针对国民党的限制思想和言论自由的手段而来的。他们的文学主张虽各不相同,但都具有反权力主体的政治意识。如自由主义作家胡秋原、苏汶等均反对文学上的“干涉主义”,提倡“文艺自由论”以及“第三那种文学”,要求给作家充分的创作自由。30年代特殊的政治文化语境构成了特殊的文学氛围,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翻译的生存和生产状况,产生了特殊的翻译文学现象,并由此形成了翻译文学发展在总体上的政治化趋向。 这种政治化取向具体表现为:第一,20世纪30年代的译者多少在承担着“次级国家组织的团体”的功能,因而都明显呈现出“亚政治文化”形态。多数译者在重大政治文化问题上均对统治者的主体文化采取对立或者游离的态度;在政治倾向上,各派翻译家都多少代表了各种不同的“政治利益”;每一派译者内部都在重要的翻译观念上大体一致,而这种一致性往往不是出自审美追求,而常常是从自身的政治立场出发,针对当时政治文化形势的理解而采取的某种翻译策略。从30年代后期开始,由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并占据重要话语地位,中国文化重新恢复了稳定,因而翻译策略以归化为主导。 第二,这一时期,围绕翻译展开的各种论战不断,从文学研究会跟创造社的笔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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