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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制定适合国情的《中国公司治理原则》 南开大学国际商学院院长 教授 博士生导师 李维安 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和亚洲发展银行（ADB）合作召开的“中国国有企业公司治理国际专家会议”不久前在京结束。会上，OECD的代表就有关OECD公司治理原则及其在中国的意义进行了研讨。我认为，虽然该原则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但和中国的经济现实还是有着不小的差距，制定适合国情的《中国公司治理原则》已是当务之急。 公司治理不仅成为现代公司制度中最重要的构架，而且是企业增强竞争力和提高经营绩效的必要条件。良好的公司治理既需要国家对治理结构有强制性的法律规定，又应制定与市场环境变化相适应的、具有非约束性和灵活性的公司治理原则。因此，近年来拟定专门性的公司治理原则的国家和国际组织日益增多。如：1992年和1998年英国分别提出了《Cadbury》和《Hampel公司治理原则》；1997年美国制定了《商业圆桌会议公司治理原则》和《加州公职人员退休基金会公司治理原则》；OECD于1999年制定了《公司治理原则》；日本于1999年公布了《日本公司治理原则》；最近，韩国、澳大利亚和俄罗斯等国也正准备出台公司治理原则。 在国企改革过程中，构筑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和机制已成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但由于市场机制的不完善和经济环境的快速变化，对公司治理机制有法律保障作用的公司法，已明显滞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