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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文科向何处去 ——清华人文学院十周年庆祝会上的演讲 前些时，清华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建院十周年，有幸应邀得与盛会，到会场后方知被列入来宾致词名单。仓促无备，只得硬着头皮信口开河。但是河口既开，随之流淌出来的都是我平时对人文教育的看法，在那种场合有些不合时宜。当时限于时间，而且毕竟是庆典，有些言犹未尽，本文在讲话基础上略有补充。 我很荣幸应邀参加盛会，首先表示祝贺。李伯重教授要我讲话，盛情难却，只得信口开河，杂乱无章请大家原谅。刚才讲话的诸位都是各方面的代表。我谁也不代表，只是一名老校友，如果有一点特点，就是1951年毕业，是清华文学院最后一届文科毕业生，1952年院系调整，清华文、法、理学院都没有了，原来的文学院同学变成了北大毕业生，直到十年以前又重建人文社会科学院，中间隔了40年。 前几位讲话中多次提到当年清华人文荟萃，提到国学研究所“四大导师”，还有朱自清、闻一多等等。这些都是尽人皆知的，我现在不免怀旧一番，想起当年我在校时亲历的情景。那时文学院院长是冯友兰、法学院院长是陈岱荪（文科与社会科学是分开的，社会科学属于法学院）。现在看到写陈岱荪先生的文章多形容他是温和长者，而当时他是以厉害出名的，据说他给学生 59分，再怎么求情，决不加一分使其及格。此说也许是传闻夸大，但是老清华严进严出不止一个系。有些系到毕业时只“刷”剩三分之一。图书馆馆长是潘光旦教授兼，当时图书馆馆长多为名教授，但他决不是挂名，连什么书出借最多他都去查，以了解学生的学习态度。 我是1948年大二从燕京转入清华的，只上了本科，不像诸位有硕士、博士学位。但是回想起来，当时给本科生开课的多为名教授。我上的是外文系，必修的公共课“世界通史”是雷海宗教，“西洋哲学史”是邓以蛰。这两位先生现在可能知道的人不太多，但都是本界的权威。雷先生应该算史学界一代宗师，只是解放后他的史学观点与主流不合，还有种种历史原因，没有等到反右就落难。院系调整后他不能到北大，去了天津南开大学。结果南开历史系获益匪浅，成为南开文科中一强项，在全国大学历史系中也名列前茅。至今南开的老教师还提到雷先生为学科建设打下的基础。他去世较早，没有赶上改革开放，所以名声不显。近年来他的著作得以出版，南开举行了纪念他的研讨会，关于他的文章也见诸刊物，说明史学界没有忘记他。我上他的课印象最深的是他记性特别好，一上来先在黑板上写几个本堂课要讲的重大事件的年代，同时再写上相当于中国历史上什么年代，例如：公元前xxx年，古希腊发生什么事，相当于鲁哀公多少年，等等。他讲的具体情节我忘记了，但这种思维方式一直对我影响很深，就是把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联系起来考虑，每当提到外国历史事件时，本能地就想到当时中国是怎样的状况。邓以蛰先生在当时被认为是美学权威，与朱光潜齐名，他解放以后也未得到应有的承认和发挥。可能他的儿子更知名，即两弹一星的元勋之一邓稼先。我着重提这两位是因为他们现在不大知名，在座的可能知道他们的就不多。另外我的专业课，“西洋文学史”是钱锺书教，“英国小说”是杨绛，这两位先生大家都知道，不必多讲。钱先生讲课更是信手拈来中西贯通，受他的影响我的毕业论文选了比较文学类的题目，导师也是钱先生。教莎士比亚、英诗和英国散文的是美国人温德，他从1930年代来华一生都在中国教学：清华 ——西南联大——清华——北大，最后在北大去世，好像是101岁。其他的老师因时间关系就不多介绍了。这些教授上课的共同点，就是没有讲义，全是源源不断从脑子里流淌出来，听课完全是享受，不会想逃课。而且也不能逃，因为考试全凭自己的笔记以及从专心听课中启发出来的悟性。现在听说有点资历的教授都不愿意开本科生的课，回头来看，我当时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视为当然，不以为意。 我还要提到梅贻琦校长。现在蔡元培的地位已经确立了，这当然是不容置疑的。梅校长主持清华时间最长，并且历经抗战迁校和战后复校的艰难时期，对清华的贡献功不可没。他的办学理念其实与蔡元培是一致的。现在大家都知道他的一句名言：“大学者，有大师之谓也，非大楼之谓也。”光是这句话的精神，现在就很难贯彻。但是他还有一些话，人们不太知道，就是学校的主体就是老师和学生，其他人员，包括校长，都是为“教”与“学”服务的，比如上课需要教室、桌椅板凳、图书仪器等等，就需要有人为其服务。其实校长所管的当然不止这些，单以请这么多好老师一项，就体现了何等眼力和气度！的确，梅校长在学校一直低姿态，很少出面作指导性报告。我们只记得某某教授讲过什么，却不记得梅校长讲过什么话。可以说桃李无言，下自成蹊。清华四十年代末学生运动高涨，地下党很活跃，左派思想占上风，因此有“解放区”之称。梅校长在保护学生不受国民党军警迫害方面也默默出了不少力。他曾经坚拒包围学校的军警进校抓人。尤为难得的是，他当然知道这些进步学生的政治背景，与他本人的政治信仰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