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和韩非子人性论的辨析.docVIP

荀子与韩非子人性论辨析 先秦时期是我国古代人性论思想的形成阶段。诸子百家从各自立场出发，提出了各种各样的人性论主张。 荀子是“性恶论”的典型代表，而由于韩非子与荀子的师承关系，学界普遍认为韩非子是荀子人性论思想的继承者，甚至比荀子的性恶主张更极端。 其实，这是一种误解。韩非子虽就学于儒家的荀子，但却另辟蹊径成为法家，就其人性思想的基本立场与本质精神而言，韩非子跳出了性善、性恶的分析框架。他所阐发的是一种自然主义的人性自私论。 　　荀韩均坚持人性是人“好利”的自然属性，但在人性“好利”的评价方面，二者却分道扬镳，荀子对“好利”做出了“恶”的价值判断，而韩非子只是对“好利”进行事实描述，不作价值评价。 荀子的人性论以人的自然本性为出发点，他把人的自然欲求看作人性，“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性之和所生，精合感应，不事而自然，谓之性。”（《荀子·正名》）并将这种欲求归纳为“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佚。” 同时，荀子对其社会危害做了详细描述：“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荀子·性恶》） 在荀子看来，人好利之心的进一步发展，必然会导致争斗与社会动荡，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恶”。由此，基于儒家道德主义的立场，荀子将人“好利”的本性与伦理道德对立起来，最终对人性做了“恶”的价值判断，“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 韩非子继承了荀子以利欲为人之本性的观点，认为“好利恶害”是人的普遍本性，因此，物欲是人类生存的第一需要，是人们思考问题并指导其行动的原点。但是，与荀子直接将人性的好利恶害界定为“恶”不同，韩非子没有把“善”与“恶”纳入人性讨论的范围。对于人好利恶害的本能需要，韩非子突破了性善、性恶的分析框架，以一种自然主义的笔触对人性只做事实描述，不做道德评价，既不以之为恶，也不以之为善，表现出价值中立的立场。 　　由于对人性评价的基本立场不同，在人性是否可变这一问题上，荀子与韩非子的论述也有着根本差别。 荀子认为人性可以改变，也必须改变。一方面，人性改变具有可能性。无论圣人，还是普通民众，其人性都是可以变化的，“途之人可以为禹”，人实际上的善与恶，可以通过主观努力和后天环境熏染来实现，“可以为尧禹，可以为桀跖，可以为工匠，可以为农贾，在势注错习俗之所积耳。”（《荀子·荣辱》） 另一方面，人性改变又具有自觉性。“夫薄愿厚，恶愿美，狭愿广，贫愿富，贱愿贵。”（《荀子·性恶》）每个人都向往美好的东西，荀子由此推论：“人之欲为善者，为性恶也。”（《荀子·性恶》）人们因知其性恶，所以才有“欲为善”的意愿与动力。 另外，人性改变具有必要性。人性恶如果不加以改变，将会对个体发展、伦理秩序和社会稳定带来巨大危害，“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荀子·礼论》）因此，为避免社会纷争、动荡与穷困，必须对人性加以改造和限制。 与之相反，韩非子主张人的自利本性是先天决定，不能改变，也无须变化。一方面，韩非子坚持人性无法改变。在他看来，人的好利属性是由人的生理需求诱发的，是人与生俱来的自然本能，不能改变。比如，民众之所以会做善事，只是服从于外部压力，并不是发自于由人性改变而产生的“义”，“民固服于势，寡能怀于义。”（《韩非子·五蠹》） 可以看出，韩非子对于人性可以通过教化而弃恶从善表现得毫无信心。因此，他主张君主应该“不养恩爱之心，而增威严之势。”（《韩非子·六反》） 另一方面，韩非子认为人性也无须改变。人的自利本性非善非恶，只是一种自然状态。既然自利不是“恶”，那也就无需改变了，反而可以利用人们的好利本性，通过物质激励或赏罚，来调动人们的积极性，进而达到树立权威、发展经济、维护统治的目的。 　　基于人性的变与不变，荀子与韩非子给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人性处理方式。 　　荀子提出“逆性”的观点，主张对人性加以改造，“古者圣王以人之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是以为之起礼义、制法度，以矫饰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扰化人之情性而导之也。”（《荀子·性恶》）要通过“礼义”、“法度”，对人的自利本性进行“正之”、“导之”。在人性由恶向善的“逆性”的过程中，荀子特别强调人为即“伪”的作用，他提出了“化性起伪”的观点，即通过后天的道德教化、道德修养与践行，实现对人性的改造，达到弃恶入善的目的。 　　面对不变的人性，韩非子提出了“顺性因情”的主张。既然人性自利是人的自然本性，又无法通过教化得以改变，那么就只能接受自利本性的事实存在，并让其顺着人的本性自然发展。进行赏罚、制定政策、严肃法纪必须以人的自利本性为依据，要因循它，而不是否定它、改变它。 　　荀韩二人对人性的阐释都是着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