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诗学知识讲稿.pptVIP

第一节 视域融合与互译性“格义”;诗学之间的跨文化对话作为一种“跨语际实践”（Translingual Practice）最终必然要落实到语言交际的实践领域，也就是说，要通过语言的互译去开启意义接受的通道。所以，我们不得不面临一系列有关诗学术语、概念、范畴和叙事修辞等方面的语言转化和译介策略问题。 ;在中西诗学概念对话性互译的过程中，一个汉语词完全对应另一个西文词，一个中国诗学的概念可以对应于另外一个西方诗学的概念，从而实现中西诗学之间的整体意义交换和透明的翻译，这只能是一种关于文化交流的乌托邦理想。 无论是一般性的文化交流，还是诸如中西诗学之间的互译行为，它们之间的语义和符号关系系统的建立，其实都是一种历史性和人为性的复杂历史过程。这一过程本身就是中西诗学相互见面、认识、交流、协调的一个极为复杂的对话和阐释过程，并且这一过程将会随着认识的深化而改变，而且它也不会很快终结。 ;具体一点说，在任何一个或者一组语言符号的后面，不同程度地所融含着的，常常是格外复杂的语义内容，它本身往往就充满文化的张力和意义的历史对话性。比如汉字，它往往一个字就包含多种意思，有时候同一个字甚至可以表达两个相反的意思。比如“易”（钱钟书《管锥编》）。因此，翻译不只是语言问题，它必然地演化成为一场跨越语言和文化传统的意义阐释和对话行为。;视域融合理论的启发;在跨文化的文本互译活动中，这种为了达到意义理解的视域融合关系过程就更加复杂了，因为它同时还有文化的异质性差别及其语言体系的差别，从而使这一融合过程格外复杂困难和充满变数。 进一步而言，在诸如诗学话语互译这样一类极具理论抽象性和意义蔓延性的翻译活动过程中，情形无疑会更加难以把握。于是，选择什么样的互译策略，如何去推动和实现这种跨越语言体系的诗学意义的融合性转换，也就变成了比较诗学研究中最为关键和最具挑战性的课题。 ;中国古代的佛经翻译家们很早就已经意识到了翻译行为的这种复杂性和跨文化对话特点，他们把这一复杂的过程称之为“格义”。所谓“格义”，据陈寅恪的考证，即是|“以经中事数拟配???书，为生解之例”《高僧传·竺法雅传》。格义就是让来自不同文化和不同历史视域的思想话语相互试探对话，在理解佛典名相范畴意思的基础上，用中国传统思想的基本概念和历史上各家的学说来加以解释，最后以古代汉语文字的形式叙写成文。;“格义”基本上可以说是一种早期的互译策略选择。 20世纪初，林纾、严复等人对西方文学和思想著述的翻译。;为了穿过不同的语言体系之障，促成思想的非本族语言转化流动，实现异质文化间的有效交流、协调和意义共生，为此而展开与之相适应的基本概念清理和探索有效的互译策略选择，便成为至关重要的学术方法环节。在比较诗学领域尤其如此。 第一步，从语词的文化血统清理开始。 从与概念范畴的语词翻译相关的目的出发，对自身文化的各种诗学语词、概念、范畴等的本族历史文化血统有清楚的分辨和把握，查明这些属于概念在其 本身语言文化系统中是如何产生、发展起来的，而其意义又是如何生成、生长、演绎流变出来的，从而在此基础上寻找跨文化互译的可能性。 ;第一步的工作与通常意义的国别诗学概念范畴研究有着明显的区别。 首先，是因为作为一种比较诗学意义上的概念范畴还原清理及其互译性问题的研究，对于研究者而言，他们是带着自己时代和比较学科的问题意识去进入追问的。 其次，这种比较诗学意义上的关于概念范畴的历史血统清理，是在有着某种外来参照系和新的理论方法思路烛照下去展开的努力，不是简单的历史叠加排队和意义整理，完全有可能实现返本开新的学术价值目标。比如“道”。;第二步，考察外来的诗学词语、概念、范畴等在中国被翻译、接收、运用和最后合法化的过程，从中去观察和发现其间的意义转移、添加、整合、生长和变异及其影响的背景原因。 由此可以对现实的既存诗学符号话语系统的思想来源和意义界定有较全面的理解，同时，也为打破简单的中西对立，深入展开真正意义上的跨文化诗学关系研究奠定语词和概念把握的基础。;现代中国文学理论发展的实践和大量的研究都证明，我们在一定阶段对西方理论的接受和认识，许多时候都是通过第三国和地区的传达中介，通过第三种语言转换和第三类转述者去实现的。 首先来看所谓第三国传达中介的问题。 其次，语言的第三中介转换因素，也会影响到意义的翻译和阐释性交换。 最后，除了文化传统、意识形态和语言的原因之外，假如不是由本土的学者和翻译家直接去展开理论话语的译介性的工作，而是经由第三方研究者的喉舌来加以转述，情况也很不一样。比如，海外汉学界。 ;第三步，也就是所谓外来理论话语在本土取得合法化地位的过程，则是它们与本土文化和理论传统去实现“整合”认同努力的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