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雅武汉人文历史.docVIP

风雅武汉（人文历史） 武汉文化的主源，并非人们常说的简单意义上的楚文化，而应该是“三源合一”。其渊源可上溯至史前三苗土著原始耕织文明、先楚中原文化及楚文化。这三者之间的撞击、冲突、交融所产生的文化潜移和文化整合，才汇成了武汉文化的真正主源。武汉的人文历史演绎轨迹，则大致可分为六个时期： 早在8000—6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武汉地区先民就在这片水网之地，缘水而行，傍水而居，用石器拓荒创世，使武汉人文步入滥觞期； 大约在距今4100—3100年前，先楚中原文化开始与土著文化整合，武汉人文步入以土著文化为基础、以中原文化为主导的千年茁长期； 距今3100—2220年间，周之崛起和楚之强盛，使武汉人文进入交融期，最终以楚文化为主导，形成地域文化的主源； 公元前210年—公元185年，武汉经历秦汉400年之沉寂徘徊，谓之滞缓期；东汉末至南北朝的400余年间，战乱所形成的城港一体化军事要塞所孕生的城港文明，奠定了武汉三镇的城廓，武汉人文历史进入重要转折期； 唐宋至明清，是武汉人文的勃兴期，最终形成上承土著文化、中原文化、楚文化滋养，下融百家之长的独特地域文化——汉派文化，其独特个性可归纳为：“江汉汇通、楚风汉韵、兼容并包。”“江汉汇通”，不仅是一个自然地理概念，更是人文意义上之汇聚通达、汇通衔远；“楚风汉韵”，既展示先楚凤翥文明之影响与积淀，也揭示出汉唐遗风乃至辛亥精神之雄强奋发、敢为人先之遗承和光大；“兼容并包”，道出地理生态与人文传承共同孕育之文化个性：开襟博纳、开放畅达、开明睿智。 古老城邑 商代之前武汉地区的人文历史尚带着若干模糊的面纱，无论是舜亲率大军至江汉平原南征三苗部族，还是大禹治水导汉水入江，多为传说而已。但到了商代，面纱开始撩开，人文历史走向明朗，成为一页有先秦古籍文字记载和出土实物佐证的历史。 武汉地区出土的大量商代文化遗存证实，早在3500年前的殷商时代，商王朝为开拓南疆、扩大版图和势力范围，在距汉口北郊5公里处的今黄陂叶店建起了一座盘龙古城。 正是这座在地下沉睡了几千年的殷墟古城，叩开了武汉的文明之门，成为武汉城市文明之嚆矢。而此时的美洲、非洲大陆，正处在一片蒙昧、蛮荒之中。这正是人类社会进程中，人们傍水而居、缘水而兴的必然选择，古代两河流域、古希腊、古印度都无一例外。 盘龙城遗址座落于盘龙湖畔，城址南部300米处有府河涓涓流淌，府河下游与滠水相汇，急转向南，注入浩瀚的长江，因而水运十分便利。在当时船只不大的情况下，盘龙湖无疑是一个泊舟良港。 曾有学者提出当时的汉水入江处也在此城附近，如果此说成立，那么江、汉、府、滠四条江河恰似四条“白龙”盘旋于兹，名曰“盘龙”城到也十分形象贴切。 盘龙城不仅是长江流域迄今所发现的最古老城邑，也是惟一能在地面上看到的商代早期城址，与黄河之滨的郑州商城遥相对应，被考古界公认为“中国古城之标本”。盘龙城是黄河文明到达长江流域之滥觞，它具备人类文明的“三大标志”：即金属工具的制造和使用、文字的创造、城市的出现。因而它应该是武汉城市之根，有城有邑、有市有肆，无疑是原始的城市雏形。 盘龙城当时已是一个手工业中心。在那些初具规模的铸造作坊里，先民们创造了辉煌的盘龙城青铜文化，代表着商代南方文明的最高水平。“武汉制造”之源亦可上溯至此。 而制陶业、制玉业及土木建筑业等手工业，也颇具规模。盘龙城木雕是我国已发现的最古老的木雕作品，表明了武汉先民创造木雕艺术的悠久历史。盘龙城的城池、宫殿建筑艺术，也代表着我国南方商代最高建筑水平，为研究中国早期宫殿营造艺术提供了活标本。 这座具有早期城市特征的城池，在当时属一个地域性的政治与军事中心，也是南方与北方的一个经济文化交汇中心。盘龙城在当时的地位，相当于之后武汉的地位，应该是整个华中腹地政治、经济、军事之重镇。中原地区发达的经济文化和长江流域的经济文化互相融汇吸纳，使这一带远在3500年以前，就出现了相当程度的文明。 盘龙城为武汉城市的兴起，形成了最原始的源头。它所显示的交汇土著文化、中原文化和其他文化的兼容力，在武汉自古迄今的人文演进中也是相继相承的。自盘龙开城后，武汉地区先民一直在此繁衍生息，且日益显示出其在军事形胜和战略资源上的重要地位。 周王朝时期的江汉地区不仅盛产稻米，而且对丰富的铜矿进行开采和冶炼。作为当时最重要战略资源的铜，使周王朝垂涎不已。如武汉附近的大冶铜禄山铜矿，规模恢宏，甚称举国之最。故周王曾兴师南下，运走了大量的铜。这从出土的传世青铜器铭文上可以看到确切的记载。 周昭王曾两度（一说三次）南征，兴师动戈，并最终淹死于汉水。《竹书纪年》中有载：“周昭王征荆蛮，施涉汉，王及祭公殒于汉。”这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