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隐的觉悟与沉迷.docVIP

庐隐的觉悟与沉迷 作者：李 玲 ……在文章里，我是一个易感多愁脆弱的人，－－因为一切的伤痕，和上当的事实，我只在写文章的时候，才想得起来，而也是我写文章的唯一对象，但在实际生活上，我却是一个爽朗旷达的人。 尽管存在着“文章中的我”与“实际生活上”的“我”相矛盾的现象，庐隐 的创作仍被称为自叙传的文学。这是因为 我并不是象从前人们所说“有心人”的那种故意把伤心事藏起，装出假快活的样子。在我写文章的时候，也不是故意的无病呻吟，说也奇怪，只要我什么时候想写文章，什么时候我的心便被阴翳渐渐的遮满，深深的沉到悲哀的境地去。只要文章一写完我放下笔，我的灵魂便立刻转变了色彩，我无挂碍的生活，我发出真心的笑来。（《庐隐自传》） 无论是易感多愁脆弱，还是爽朗旷达，都是庐隐的内心真实。爽朗旷达多溢于日常生活，因而庐隐短暂的人生奏出了强者之音。易感多愁脆弱却是与爽朗旷达对立统一于庐隐的个性中，使她的创作心理呈现出弱者的心态特点。 创作中的弱者心态，并没有使庐隐或庐隐笔下的自叙性主人公对观念中反对的封建意识、男权传统妥协屈服，而是使她笔下的人物在毅然反抗封建男权传统的同时，又都沉浸、迷失在浓重的悲哀中无力自拔。庐隐的文学是软弱的觉醒者的文学。 唯其是觉醒者，她才能自觉站在觉醒男女相一致的立场上审视父辈的罪恶，完成了其他“五四”女作家难以坚决完成的精神弑父之举；唯其是觉醒者，她才能自觉站在现代女性的立场上，愤怒控诉男性世界的罪恶，抚摸女性受封建夫权伤害的生命伤痛；唯其是觉醒者，她才能冲破闺帷限制，重返一直把女性排斥在外的社会公共生活领域，关注社会众生，把深厚的同情奉献给下层受苦人。也正因为她还只是一个软弱的觉醒者，她诉说现代女性人生无奈的文字远远超过其批判性文字。第一代现代女性面对强大男权世界的生命无力感、对婚姻生活的迷惘、对人生哲理的困惑、对青春女性同性情谊的留恋，均是庐隐笔下“五四”女性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也正出于梦魇初醒时的软弱无力，她有时甚至难以理性地去内省自己的心灵世界，常常不能用审美的距离感来把握生活素材，一任其多数创作失去艺术的节制，流为典型的宣泄性文学。 一、女性的三重觉醒 作为现代最先觉醒的第一代女作家之一，在反叛封建男权这一点上，庐隐比起其他“五四”姊妹们，具有更强的自觉意识。这既表现在她自觉的弑父意识上，也表现在她对男性夫权意识的审视、批判上，同时还表现在她对社会公共生活领域的主动介入上。 （一）精神“弑父”： “五四”是一个精神弑父的时代。鉴于封建文化家国同构的特点，“五四”先驱反对封建文化的吃人本质、呼唤“立人”，是把家庭内的反对男性家长专制与社会层面的反对主奴等级专制结合起来的。精神弑父与精神弑主是“五四”青年争取做人权利斗争的两面。父性权威，作为压制青春生命的力量，在“五四”启蒙文化中一直处于被审问、被批判的位置。“五四”先驱鲁迅、陈独秀、吴虞、周作人等均有抨击封建父权的激烈言论。鲁迅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便以“幼者本位”的进化论哲学否定“父为子纲”的封建伦理。但由于天然的亲情联系，和初步觉醒者的稚嫩心态，父母在实际的情感体验中同时又是“五四”青年无法割舍的心灵依靠。两类矛盾对立的情感互相牵扯，“五四”女作家暂时还无力从中整合出完整统一而又复杂多层的父亲形象，一般总是对青年与父亲的关系保持沉默，从而回避自己反叛父权与渴望父爱的心理矛盾。只有在庐隐、冰心、石评梅、凌叔华等的小部分创作中，父亲形象才是清晰的。冰心、石评梅抒写了超越封建纲常的父女亲情，塑造了慈爱、开明的父亲形象，代表现代女性理直气壮地舒展了渴望父爱之心。冰心在问题小说《斯人独憔悴》、《是谁断送了你》中，揭露了父辈的落后、专制，但叙述者、隐含作者认同子辈仰视父辈的眼光，对“父亲”的否定还是怨多于怒。凌叔华在《一件喜事》、《八月节》中揭露了“父亲”在不对等的性爱关系中对妻妾们的伤害，也写出了“父亲”对儿女的宽厚、和气以及其中所含的冷漠意味，从子辈和女性的角度表达了对“父亲”这一男性的复杂情感。第一位真正严厉地审判“父亲”、把“父亲”钉在道德的耻辱架上进行无情诅咒的女作家是庐隐。 小说《父亲》中，庐隐塑造了一个荒淫无耻的父亲形象。“……我父亲十六七岁的时候，就不成器，专喜欢作不正当的事情，什么嫖呵！赌呵！”他气死了“我”的母亲，娶了暗娼，又隐瞒婚史，花言巧语，骗娶了富有的良家独女，使这沦为偏室的年轻女子痛苦不堪。平时，他虚荣下流，“喜欢说大话”，善于敲诈行骗，还吸食鸦片。这个父亲，集人性之恶于一身，是个一无是处的反面角色。庐隐从子辈的视角审视了父亲的道德堕落，在肯定子辈对庶母的爱恋中使父辈与子辈的冲突急剧尖锐化。子辈“我”爱恋悲愁美丽的庶母，“坐在她的旁边，看她那不胜清怨的面容，又听她悲切凄凉的声音，我简直醉了，醉于神秘的恋爱，醉于妙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