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公共管理伦理学的起源与发展——以美国为例.pptVIP

当代西方公共管理伦理学的发展——以美国为例 Contemporary Western Public Administration Ethics: An Outline 一、起源 ？《公共行政评论》创刊于1940年 ？美国建国之初 行政伦理学系统而发达的研究不早于1970年代。 直到1990年代，该领域的研究才持续快速发展起来 标准： （1）一群学者实质性地关注这个学科，至少有一些学者自称为专家； （2）持续不断地有著作、领导性的期刊、会议出现，它们反映出批评性地分析、反应及建立相互的理论；研究和分析方法论；对具体问 题的经验性研究；将理论及研究发现整合到一个综合性的框架中。 （3）在大学的职业教育项目中确立起学术课程 （一）公共行政作为研究领域的早期年代 有人认为早于威尔逊1887年的《行政学研究》，Dorman B. Eaton对英国市民服务的考察，应该更早作为行政学研究的起点。伊斯顿认为，市民服务改革根本上是伦理行动，他看从“腐败和随意的国王”任命官员到建立于性格和能力之上的业绩制是个“正义和自由”的进步。在他看来，强调国家的道德感，以及确认正义和自由作为决定性的原则，比起强调效率以及威尔逊论文所强调的是使政府更商业化，是十分不同的。 威尔逊的论文反映了美国进步改革运动的观念：效率是好政府的标尺，获得好政府的办法是科学的途径。而且，他的论文也延续了支撑着美国宪法的关于人性的联邦哲学：公共事务中的伦理行为不是通过教育和理性获得的，好政府的首要保障，是权威及对自由裁量权的结构性的限制。威尔逊及伊斯顿都主张通过某种程序性改革，因此他们都没提出要研究行政伦理学。这一点也在古德诺的《政治与行政：政府研究》中。 10多年后，法兰克.古德诺在1900年出版了《政治和行政：政府的研究》，其主题是提高行政效率，但他指出，要实现廉政，光靠以业绩制为基础的公务员制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通过‘合理的中央集权’予以控制。 弗里德利克.泰勒1912年发表《科学管理》堪称管理学的经典。他也强调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直接要保持“亲切、紧密、个人的”合作。 魏落比W.F.Willoughby写于1927年的《针对美国的全国和州政府的公共行政的原则》一书，也主张效率，但他简略地提到，人事管理要考虑道德标准。 （二）为伦理学作为一个研究领域铺石的阶段 1936年，John M. Gaus, Leonard D. White, and Marshall E. Dimock主编的The Frontiers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反对行政与政治之间的正式分离，指出研究者不久就发现地点、时间、当地传统及目标之间的不同必须被认真考虑，因此质疑行政科学的可能性。 在《公共行政的责任》一文， John M. Gaus宣称公共管理者行使相当程度的自由裁量权，他引进了“inner check”这个词，包括个体公务员承认由于其职业的理想标准而来的义务。这样，离伦理反思及规范性判断就只差一步了。Dimock在结论的文章“The Criteria and Objectives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中批评效率概念，批评美国人对效率的崇拜态度。他认为广义的行政哲学应该包括“忠诚、诚实、热忱、谦卑、等美德”。这些都表明，伦理学迟早会得到严重关注。 在Carl Friedrich （生于德国，哈佛大学教授）和Herman Finer（生于罗马利亚，40年代哈佛大学访问教授）之间1935-1941间关于内部控制与外部控制的争论，前者主张内部控制，注重subjective responsibility（自己对自己负责）及inner check，讲的是良心和自我判断；后者主张外部控制，注重objective responsibility（自己的一言一行对上级和上级的部门负责）及external check，讲的是下级服从上级。从中可明显看出，伦理学角色开始彰显出来。但是整个40年代行政伦理学的研究还没系统化，只是呼吁伦理学的地位。 例外的情况出现是Leys，1943年在《公共行政评论》上发表的《伦理学与行政自由裁量权》一文。他明显地把行政自由裁量权与对职业伦理学的需要联系起来，强调公共行政的政治性和公共行政中价值观的不可忽视性。 Appleby在PAR的文章“Toward Better Public Administration”（1947)以及Big Democracy（1949) 中，重申公共行政的政治性，进一步指出，支持民主的价值观是行政官员的义务，对社会大众的需求不能置若罔闻，关注公众利益是它们的工作重心。其回应全体公民的义务（官员是‘特别负责任的公民’，1947:99），以及对公共利益的聚焦。 1948年，列纳德.怀特（Leona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