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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達美詮釋學：作為對話的詮釋 郭書玲 一、 作者意圖或文本自身？ a) 歷史的觀點 長久以來，「作者心思」(mens auctoris)或「作者意圖」(intentio auctoris)就是詮釋的關鍵，是文本詮釋的標準與目的；讀者解釋文本時，必須盡可能依照作者當時的歷史情境與作者心意去理解文本。 在此前提下發展的詮釋學，自然成為一種取得作者原始觀點的解釋技術。關於這種解釋技術的確立，在啟蒙時代的普遍詮釋學中就已有很好的發展，例如符號學家邁耶爾(G. Meier)在《普遍解釋技術的試探》中所提出的理論。 邁耶爾主張，在理解普遍的符號語言時，必須區分「事實的真理」(factual truth)和「詮釋學的真理」(hermeneutic truth)。 面對文本時，重要的是去澄清什麼是作者所要訴說的，而不必去關心它是否在邏輯上或事實上是正確的；對於話語的解釋來說，與其說是與邏輯學的或形上學的真理有關，不如說與詮釋學的真理有關，而這詮釋學的真理也就是「作者心思」(mens autoris)。「沒有任何有限的解釋者能像作者自己那樣肯定地知道作者的意圖和目的，所以每個作者自己是他自己話語最好的解釋者。」 為了發現這詮釋學的真理、正確掌握作者的觀點，邁耶爾提供了文本的批判(textual critique)，「這樣一門規則的科學：必須用來確定在它的所有部份中的話語是不是要解釋的作者實際使用的話語。」 這樣的判準包括了可信的(作者的)解釋、掌握語言和語法、對照段落和熟悉作者為自己所確立的目的。由此可見，在邁耶爾那裡，作者意圖對啟蒙時代的詮釋學就產生了相當重要的影響。然而，邁耶爾的學說本身並沒有獲得進一步的發展；與普遍詮釋學相比，虔信派(Pietism)的釋經學展現了更豐盛的成果。 同樣在取得作者意圖的前提下，虔信派釋經學則強調作者的情感。蘭巴赫(Rambach)的《聖經詮釋學指南》(Institutiones hermeneuticae sacrae)清楚地指出： 我們的話語是我們思想的一種表達，而我們的思想幾乎總是與隱密的情感交織在一起的，……所以通過說話，我們能使另一個人不僅理解我們的思想，而且還理解與之相結合的情感。從這裡，可以得出下面的結論(consectarium)：如果一個人不知道作者心中什麼情感與他所說的關係密切，那麼解釋和深刻地洞見到作者(scriptoris)話語的意義是不可能的。 情感不只是一種次要的現象，它還是「說話的靈魂」(anima sermonis)，是要向聖經的讀者傳達的東西。 虔信派對「情感」的重視後來發展為它的「應用要素」(subtilitas applicandi)的學說：「理解」(intelligere)和「解釋」(explicare)聖經的情感顯然是不夠的，詮釋者還必須要「應用」(applicare)──將聖經的情感融入到聽者的情感中。佈道者即是這應用要素的承擔者，在佈道中，他的任務就是要將聖經的意義轉化為(translate/hermeneuein)會眾的靈魂。 虔信派的應用要素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高達美詮釋學中的應用(Anwendung)概念亦源於此，並得到以下的結論： 應用絕不是把我們自身首先理解的某種所與的普遍東西事後應用於某個具體情況，而是那種對我們來說就是所與文本的普遍東西自身的實際理解。 被理解的意義必須總是應用於我們，並體現為對我們的意義；應用對詮釋者而言絕不是對理解(intelligere)的補充，它就是成功理解的本質。高達美也將福音宣告(kerygma)的概念作為詮釋經驗的主要例證之一，因福音宣告不能脫離它的實行過程。然而，虔信派詮釋學帶給浪漫主義的重要觀念是：「話語應被視為靈魂(和為了靈魂)的表達，而且只以這種方式表達。」 隨著這樣的預設，浪漫主義的詮釋學走向了一個新的方向。 談到浪漫主義的詮釋學，最具代表性的應是施萊爾馬赫(F. Sch- leiermach)的《詮釋學與批判》，以及他在1805年至1832年間所作的數篇詮釋學講演稿。施萊爾馬赫指出，為了避免誤解，解釋者必須進行兩種任務：語法的解釋和心理學(技術)的解釋。語法的解釋本身涉及到語言整體的用法，心理─技術的解釋則將語言視為作者內心的表達。簡而言之，施萊爾馬赫認為，理解的基本操作表現為一種重構(Nachkonstruiren)的活動：為了真正地理解所說的東西(即預見到持續存在的誤解的危險)，解釋者必須能夠從基礎上開始重構每一個部份，就像他是一個作者一樣。但這種重構的任務並非去複製作者的思想，而是在於： 要與說話的作者一樣好甚至比他還更好地理解他的話語。因為我們對說話者內心的東西沒有任何直接的知識，所以我們必須力求對他能無意識保持的許多東西進行意識，除非他自己已自我反思地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