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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论：合理性 你问我，哲学家的癖好是什么？ 比如：他们缺乏历史感，他们憎恨变化，他们的埃及式思维（Egypticism）。 他们认为，当他们对一个主题进行非历史化——把它变成木乃伊时，实际上是对它的尊重。 （F.尼采：《偶像的黄昏》，“理性与哲学”，第一章） （p. 1）哲学家们长久以来制作着科学的木乃伊。当他们最终剖开尸体，看到了变化和发现的历史进程的残余时，他们就为自己制造了合理性危机。这发生在1960年左右。 之所以是危机，是因为它颠覆了我们悠久的思想传统，这一传统认为，科学知识是人类理性至高无上的成就。怀疑论者一直在对人类知识是渐进的、积累的这一自鸣得意的图景提出挑战，现在他们则在历史细节中找到了证据。一些哲学家在过去的科学研究中发现了肮脏之物，所以开始担心，理性在思想的交锋中是否占有一席之地。哪一种理论正迈向真理，或者应该从事什么研究，对此理性能加以解决吗？更加模糊不清的是，理性是否应该对此作出判断。有些人，可能是那些已经承认道德是相关于文化相关的、相对的人，认为“科学真理”是一种社会产物，并不具有绝对的有效性甚或相关性。 自从出现这一信任危机，合理性就成为困扰科学哲学家的两个议题之一。我们问道：我们实际上知道什么？我们应该相信什么？证据是什么？好的理由是什么？科学像人们曾经认为的那样理性吗？所有这些有关理性的讨论仅仅是技术统治论者的烟幕弹吗？这类关于推理和信念的问题一般叫做逻辑和知识论，本书不涉及。 科学实在论是另一个主要议题。我们问道：世界是什么？世界中存在何种事物？对它们来说何为真？什么是真？理论物理学假定的实体是实在的呢，还是说仅仅是人类精神用以组织实验的思维构造？（p.2）这些问题是关于实在的，是形而上学的。我在本书中将选择这些问题，以组织科学哲学的导论性论题。 对理性与实在的争论长久以来导致了科学哲学家的两极分化。论证是全新的，大多数有关自然科学的争论现在或者围绕理性，或者围绕实在，或者两者兼顾。但它们都不新奇。在古希腊你就可以找到，在那里，对科学的哲学探讨已经开始了。我选择了实在论，但合理性同样也可以达成目标。这两者相互缠绕，选定其中一个并不排斥另一个。 这两类问题都重要吗？我对此表示怀疑。我们确实想知道什么是真正实在的，什么是真正理性的。但是你会发现，我放弃了关于合理性的很多问题，并且仅仅基于实用的根据我才是实在论者。但是，这种态度并不表示我不尊重我们对理性和实在的迫切需要，也不否认它们作为起点的价值。 我将讨论什么是实在，但是在此之前，我们应该看看最近的科学哲学是怎么出现“合理性危机”的。这可能是一段“错误的历史”。这段历史是一则这样的故事，即从一流的著作中作出了有点不恰当的推论。 对理性的焦虑影响了当代生活的诸多走向。但就科学哲学而言，这种焦虑真正说来开始于20年前的一句名言： 如果我们把历史不仅仅当作是轶事和年代表的汇集，那么它就可能决定性地改变我们现在所拥有的科学形象。 决定性地改变——轶事和年代表——科学形象——拥有——这些都是托马斯·库恩的名著《科学革命的结构》的开篇词。这本书本身产生了决定性的变革，并无意间制造了合理性危机。 分裂的形象 历史如何能够制造危机呢？这部分是因为以前的科学形象类似于木乃伊。乍一看，好像存在的不是一种科学形象。让我们以两位重要的哲学家为例。（p.3）鲁道夫·卡尔纳普和卡尔·波普尔都在维也纳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并于20世纪30年代离开那里。卡尔纳普在芝加哥和洛杉矶，波普尔在伦敦，为后来的许多争论打造基础。 他们之间有很多分歧，但这只是因为他们的基础是一致的。在他们看来，自然科学很了不起，而物理学是最棒的。物理学是人类合理性的典范。如果有一种标准可以区分这样的好科学与有害的胡说或者混乱的思辩，那么情况将是喜人的。 这里出现了第一个分歧：卡尔纳普认为根据语言做出这样的区分很重要，而波普尔认为研究意义与理解科学无关。卡尔纳普说，科学话语是有意义的；形而上学的语言是无意义的。有意义的命题原则上必须是可证实的，否则的话就根本没有谈论世界。波普尔认为证实是执迷不悟，因为强大的科学理论从来都不能证实。理论的范围太广，所以无法证实。但是能够检验理论，并有可能表明它们是错的。如果一个命题是可证伪的，那么它就是科学的。在波普尔看来，并非所有坏的东西都是前科学的、形而上学的，因为不能被证伪的形而上学经常是可证伪的科学的思辩之源。 这里的差别很深刻。卡尔纳普的证实是自下而上的：先进行观察，然后看看这些观察是如何累积起来验证或证实一个普遍语句的。波普尔的证伪则自上而下。先提出理论猜想，接着演绎出推论，然后检验推论是否为真。 卡尔纳普的写作传统从17世纪以来一直很流行，这个传统谈论的是“归纳科学”。归纳科学最初的意思是，研究者应该仔细观察，精心实验，并忠实地记录结果；然后做出归纳和类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