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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华文化的一体多样性及其现实意义 发布时间：2003-5-27　中国社科院哲学所 ：李鹏程 一， 前 言 21世纪来临后，中华民族自身以及世界和东亚的发展形势，给我们这个有着悠久历史和光辉传统的民族，带来了更为有利的发展契机和更为美好的社会前景，我们民族现在是朝气蓬勃，奋发向上，面貌变化一日千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中华民族如何加强自身的凝聚力和团结，这对于我们民族实现繁荣和强盛，具有重要意义。从学术思想的视角，回顾我们民族注重团结和凝聚力的历史传统，了解与此有关的观念，对一些学术问题进行必要的辨析，我认为对于加强我们中华民族自身的凝聚力和团结是有裨益的。 在谈论中华、中华民族或者与其有关的许多问题的时候，我们马上遇到的基础难题就是民族这个概念。1903年，梁启超把瑞士－德国的政治理论家、法学家J.K.布伦奇利的民族概念介绍到中国，这个词从此成为20世纪初期以来汉语中很常用的一个词。它经常与国家和种族成为互相替代的同义词。正因为这个词如此广泛的用法，在学术研究中我们就遇到了很多麻烦。为了遵循学术研究的基本逻辑，首先就需要对民族这个词同国家种族这两个词的意义的相似与差异，进行比较严格的辨证。 布伦奇利对于民族概念有严格的定义。他认为民族作为一个实在的研究对象，这个概念具有8个基本规定性：根源上同居一地，根源上同一血统，同一人种生理体质，同一语言，同一文字，同一宗教，同一风俗，根源上共同进行经济社会活动。我们可以看出，布伦奇利的定义具有明显的形而上学的僵硬性，他没有把民族作为一个处于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变动、不断相互发生关系的历史事物，而把它个体静态化了，因而，这个定义也就不能完全符?quot;民族的实际状况。但是，布伦奇利的规定性对于把握民族之间进行区分的特征，有一定的意义。例如我们中国人讲同文同种（文字和人种），或者讲黄皮肤，黑头发（人种），或者讲长江黄河（居住地），或者讲龙的子孙（宗教、风俗），等等。这些话语都是对布伦奇利定义的某个或者某些规定性的实际说明。 今天，当我们使用中华民族这个概念的时候，大体是在以下三个意义领域和语境中。一是在谈论中华民族这个大的共同体作 为国家、作为文化、作为民族的整体本身的存在、成长、发展等问题的时候，二是在谈论我们这个民族国家与外部的关系（国际关系）的时候，或者国际情况对我们的影响的时候，三是在谈论我们民族内部的关系和问题的时候，尤其是 在谈论汉族和其他民族（所谓少数民族）的关系的时候。 我们今天谈论中华文化，基本概念是民族文化，即把中华作为一个民族国家来谈论。也就是说，我们中华民族在文化上是一个历史形成的、具有很强的内部凝聚力的共同体。 二，由多生一的建构：族群与民族的同一 中华民族作为一鼍哂泻芮康哪诓磕哿Φ墓餐澹窃诔て诘纳缁崂贩⒄构讨行纬傻摹?br 在这里，我们必须强调民族概念与族群概念的不同。实际上，民族（NATION）概念是一个现代政治文化概念，在民族的意义上，人们经常讲民族独立、民族国家等等。而族群（ETHNIC GROUP）概念，则只是在文化人类学的意义上，探讨不同类型的人类族群的社会历史的生活方式，尤其是强调它们之间的差异和个性（特殊性）。所谓中华民族是一个由56个族群组成的民族的说法，已经成为人们的日常话语，但它并不是严格的学术话语。 从古代以来，在亚洲东部这块大地上，星罗棋布地生活着许多人类族群，从最北的黑龙江到最南的深圳、香港、澳门；从最东的东海海面、台湾到最西的青藏高原，都有考古发现可以证明这一点。也就是说，中华文化是在整个中华大地上共同发生的。当代学者把中国上古文明分为七个、或者八个、或者六个区域，一般认为主要的区域是黄河中游区，黄河下游区，江汉区，长江三角洲区，赣粤区，陇东塞外区。许多族群在自己社会生活的过程中，互相交往，进行经济活动，也互相通婚，发生着血缘关系之间的融汇。这是一种很普通的社会历史现象。所以，可以说，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一个族群是所谓血统纯粹的族群。如梁启超所说：华夏民族，非一族所成。太古以来，诸族错居，接触交通，各去小异而大同，渐化合以成一族之形，后世所谓诸夏是也?quot;（《饮冰室合集》第11册）非本族群的血缘关系与人种的融汇，是人类发展历史中必然的事情；相反，不融汇、或者强制使其不融汇，则是不可能的事情。 经过在生产和生活过程中的长期的相互交往，也由于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实际需要，许多小的族群（例如氏族）逐步联合或者经过战争被合并，成为族群联合体，成为一个更大的族群。这种由小到大的联合或者合并的趋势，导致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形成了一些区域性的较大族群，或曰部落，然后就是部落之间的联合，这是族群联合体的更高的形式，形成为更大的族群。在关于中国的古代传说中，处于黄河中游和渭河流域的那些族群逐步融汇为一，成为古代的羌人族群，而黄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