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中国古代文论涉与几个问题.docVIP

导论——中国古代文论涉及的几个问题： 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发展中主要涉及了以下这样五个重要的内容，不仅反映了它们和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发展极为深刻的内在联系，也表明中国古代文论的系统性。 第一、文学的本源论 关于文学的本源，中国古代文论主要作出了两个回答：一是本于心，二是源于道。 文学本源于人心先秦时代流行的“诗言志”说，就其对文学本源的认识来看，即指文学本源于人心。代表正统儒家文学观的《毛诗大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内心世界的一种刻骨铭心的积聚巨大能量的美好情素，被外在或内在的因素激活，借语言作为工具，这就是诗。这实际上接近了现代人们所津津乐道的托尔斯泰的“表现论”。 然而人的感情之激动，系受外界事物或内在情结之所触发。《礼记·乐记》认为：“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可见，物感只是促使人心发生由静而动的变化之条件，人的喜怒哀乐等七情六欲，仍是人心所固有的，只是借助物感才使之由隐而显而已，故诗之源非在物仍在人之心。 扬雄在《法言·问神》篇中说：“故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也。”这里涉及到了文学的真实性问题，但中国古代讲文学的真实性，不是讲的文学作品的内容是否事真，而是讲的文学作品的思想感情是否真实地反映了作者内在的心灵世界，即情真。 元好问在《论诗三十首》中说：“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高情千古《闲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就是通过强烈的对比，热情地歌颂了真情倾诉的陶渊明，毫不客气的批评了西晋诗人潘岳“心画心声总失真”的写作缺陷。 而这种“心画心声总失真”的创作缺陷，在中国古代文论中曾经被定性为“为文而造情”。中国古代最大最著名的文学理论批评家刘勰在《文心雕龙·情采》篇中尖锐地批评了“为文而造情”的不良倾向，认为这种现象严重违背了文学创作的真实性原则的。 文学之源于道，有两种不同的含义。一是指文学源于儒家的社会政治之道，亦即六经之道。这一理论的经典表述即是传统的“文以载道”说。但这个“道”不是抽象的哲理性的道，而是具体地体现了儒家政治思想、人伦道德的道，亦即圣人之道，而圣人之道则是圣人之心的体现，所以它和“诗言志”在文学本源上有共同之处，都是指文学本源于人心。所以，“文以载道”实质是表明文学起源于人心。 二是指文学的本源为具有宇宙规律意义的自然之道，即是指文学源于具有宇宙规律意义的自然之道。这是道家对文学本源的认识。道家认为天、地、人，世间万物皆源于道，文学自然也不例外，也是道的一种体现。所以，庄子认为一切文学艺术最高最美的境界，应该是达到了合乎自然之道的境界即音乐上的“天籁”、“天乐”、绘画上具有“解衣般礴”、文学上能超乎言意之表的境界，这或许也是孔子所向往的“绘事后素”的艺术境界吧。刘勰在《文心雕龙·原道》篇中将这种哲学的（也是美学的）观点进行了文学理论化的阐述，即人文的本质乃是“道之文”，这“道”即是指与天地万物根源一致的自然之道。 然而，文学之源于道的观点与文学源于人心的观点，并不是截然对立的。因为文学之源于道并不否认文学是人的心灵之创造，只是认为人的心灵最终也是自然之道的一种体现。 为此，我们可以如下公式来表示儒、道两家对文学本源的认识： 儒家：人心→感物→文学。 只是儒道两家对文学产生最终根源的看法上侧重点不同，一在人心，一在自然之道，但都承认文学是人的心灵创造之结果。这是符合于文学创作实际的。 第二、关于文学创作的构思　　（一）、文学创作构思的预备：虚静。 中国古代有关文学创作构思的理论，都把“虚静”的精神状态，作为使构思得以顺利进行的必要条件。 虚静，本是一种道家学说。老子在《道德经》中提出了“致虚极，守静笃”的思想。庄子则极大地发展了老子的虚静学说，认为认为这是“无中生有”的一种哲学境界，它是进入道的境界时所必须具备的一种精神状态。庄子认为虚静必须在“绝学去智”的基础上方可达到，然而也只有达到虚静，这实际上有如后来禅宗所倡导的棒喝，即首先必须使主体一切有碍于道的私心杂念清除干净，才能对客观世界有最全面最深刻的认识，进入“大明”境界。虚静，原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它指的是人在认识外界事物时的一种静观的精神境界。庄子的虚静说虽然是排斥人的具体认识与实践的，但他在运用虚静的学说去分析许多技艺神化故事(如庖丁解牛、轮扁斫轮、津人操舟、吕梁丈夫蹈水、痀偻者承蜩)时，这些故事本身却又说明了只有在大量具体的认识和实践基础上，方能达到出神入化的高超水平，这就几乎不言自明的阐述了艺术创作的重大命题。 因为庄子论虚静时本身具有这种妙悟式的优势，因此被儒家所吸收和改造，荀子提出的“虚一而静”同时他也“劝学”。在文学理论方面，陆机在《文赋》中开篇时就说：“伫中区以玄览，颐情志于典坟。”这里的“玄览”就是静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