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国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几点思考.doc

关于我国城市流浪 乞讨人员救助管理的几点思考 社会保障学结课论文 关于我国城市流浪 乞讨人员救助管理的几点思考 案例回顾： 案例一：孙志刚事件 2003年3月17日晚上，任职于广州某公司的湖北青年孙志刚在前往网吧的路上，因缺少暂住证，被警察送至广州市“三无”人员（即无身份证、无暂居证、无用工证明的外来人员）收容遣送中转站收容。次日，孙志刚被收容站送往一家收容人员救治站。在这里，孙志刚受到工作人员以及其他收容人员的野蛮殴打，于3月20日死于这家收容人员救治站。 案例二：贵州毕节流浪儿童闷死事件 2012年11月16日清晨，5名身份不详的男童，被发现死于贵州省毕节市城区一处垃圾箱内。贵州省市警方展开调查后得出死亡原因。五名流浪儿童平均年龄十岁，为躲避寒冷，躲在密闭的垃圾箱内，用木炭生活取暖，造成一氧化碳中毒死亡。 从收容遣送到救助管理 在我国大部分城市，流浪乞讨现象已经长期存在。流浪乞讨人员作为社会边缘群体,逐渐被主流社会所忽视。其实无论是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在发达国家,人们随处都可以看到它们的身影。作为一种历史存在，必然有其存在的原因。也对我国的城市管理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以2003年“孙志刚事件”为契机，国务院废止了已经实施21年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并于2003年8月1日正式公布实施《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新办法打破法规对救助对象的严格限制，明确规定对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进行救助，保障其基本的生活权益。政府对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不再强制收容遣送，而是实行人性化的自愿求助、无偿救助管理。从“收容遣送”到“救助管理”，法律的修改，词语的变化，体现了政府职能的转变，也体现了国家对公民权利的保护和社会主义社会人道主义的价值取向。可以说，这是我国社会保障事业的一大进步。 然而，近几年来屡屡发生的城市流浪人员冻死病死的案件，让我们不得不承认目前我国的社会救助事业特别是针对城市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管理措施依然存在着亟待解决的问题。要想真真正正的充分保障城市流浪乞讨人员的基本生活权益，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从而有效的减少城市流浪乞讨现象，加强城市管理，建设和谐社会，我们还有一段较长的路要走。 救助管理存在的问题 《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取代了原来的《收容遣送办法》，救助是该法规的主题词。对城市的流浪乞讨人员，由抓堵的强制收容遣送模式向提供社会救助转变，收容转变为救助，强制转变为自愿，这的确是制度上的进步。但是从近年来的实施情况来讲，无论是该项制度的本身还是在《办法》的执行过程中，无论是救助范围、救助内容、救助程序还是救助水平及救助效果，都存在着某些问题。 （一）救助对象和范围不明确。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规定，救助的对象为“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具体是指因自身无力解决食宿，无亲友投靠，又不享受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或者农村五保供养，正在城市流浪乞讨度日的人员。虽有流浪乞讨行为但不具备前款规定情形的，不属于救助对象。虽然有明文规定，但在实施过程中判断是否达到救助条件仍然是一件难事。甚至救助管理站的工作人员都很难分得清，更何况那些没有接受过文化教育获文化水平低的流浪乞讨人员呢。比如说那些住在桥下以捡破烂为生的人是否属于救助对象？“无力解决食宿”和“流浪乞讨行为”如何界定？是二者必须同时具备还是只具备一者即可，这些因素都没有明确的规定。 （二）救助站的实际救助效果并不理想，入住率低，真正自愿来救助管理站的人只占少数。这又是为什么呢？我认为存在以下几点原因。第一，很多流浪乞讨人员不愿来救助站。他们通过捡破烂、乞讨行为能获得一定的收入，甚至部分人员流浪乞讨是以赚钱为目的，比如说那些职业的流浪乞讨人员。去救助站得到的只是临时救助，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况且还可能影响自己的收入。所以他们宁愿选择在三面漏风的地方居住，也不愿到提供免费食宿的救助站来。第二，政府相关部门对救助管理政策和制度的宣传不够，造成民众以及那些需要救助的流浪乞讨人员对救助管理政策不知情或不了解。很多流浪人员并非不愿去救助站接受救助，而是他们并不知道根据自己现在的处境可以去救助站寻求免费的救助。有些人对政府政策的了解可能还停留在强制收容遣送上，对2003年出台的新政策不知情。因此他们担心去救助站后会被强制送回家。这些原因造成了目前我国城市救助管理站“门庭稀落”的现状。 （三）救助程序不合理，救助审查难度大。根据我国《办法》规定，对城市流浪人员的救助程序包括：1、流浪乞讨人员向救助站提出救助需求。坚持自愿原则，如实提供本人姓名等基本情况，并将随身携带物品在救助站登记。2、救助站核实流浪乞讨人员的基本情况。向流浪乞讨人员告知救助对象的范围和实施救助的内容，询问与求助需求有关的情况，对个人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