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税制与财政立宪主义.pptVIP

《关于2011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12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 争取中央专项转移支付，成为各省努力的目标。 北京，除了52家副省级以上办事处，还有520家市级和5000余家县级办事处。如果加上各种协会、企业和大学的联络处，各种驻京机构超过1万家。 腐败。由于专项资金分配在制度和管理上存在漏洞，如项目预算的申报评估制度不健全、国库集中支付改革不到位等，导致相当数量的专项资金被截流、挪用，或通过“撒胡椒面”的方法用于养人、购车、请吃，甚至中饱私囊。 第四、公共产品供应不足 分税制后的一个基本特点是地方政府甩包袱。 在中央部委死死抓住部门垄断权力不放、市场的自由准入受到严厉控制、市场自由公平竞争无从谈起的情况下，各地方政府却纷纷以市场的名义放任教育和医疗机构大肆收费和乱收费，从而把政府本应承担的公共责任大部分或者完全推给了社会。导致水、电、煤气等公共事业的价格也一再飙升。 像医疗行业，政府提供的医疗保障85%被用在了800万党政干部头上。 三、财政宪政主义 困境 首先，从财政分权的内容上看，中央与地方的权力明显不对称，对地方财力的剥夺过于严重，造成地方政府入不敷出，无力负担基本的公共开支； 综观中国历次重大改革，如果以政府集权、聚财为己任，莫不最终走进民生艰难矛盾激化的死胡同而被迫推倒重来。 其次，从财政分权的程序上看，中央与地方之间缺乏规范的博弈。财政分权的内容没有通过立法程序，而是由中央政府的规范性文件加以规定。 如果权力只有上限而没有底线，如果不能将各级政府的责权利和各自的征税范围纳入到严格的法治轨道，而任由他们自己内部商量解决，则上级政府今日可以放权明日自然又可以收权，税收的无序化也同样会陷入治乱循环中无以自拔。 其原因在于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中央与地方关系是国家政治生活中至关重要的问题，如何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统一、政治的稳定、经济的发展。 许多外国研究专家视中国为帝国制度而非现代国家。帝国（empire）和现代国家（modern state）的一个重大区别在于：在帝国制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二者之间没有制度化的权力。 在帝国建制下，中央和地方都可能有统治地方的权力，但是地方的权力来自中央。 一是中央专制集权而地方政府成为附庸， 二是在实际运作中，由于地方能够“代理”中央而与民众建立比较直接的联系，则中央政府往往发现大权旁落。一旦中央权威衰微地方政府就会在自己区域内“复制”中央的专制集权。 如何走出现在的困境？ 宪政 自治 1、宪政与财政 宪政的实质是国家权力的不同部分之间的分权、制衡和妥协机制，财政因素在宪政的起源过程中恰好担当了对抗和妥协的关键媒介物。 从宪政的角度看，决定纵向财政分权方案的主体，必须是超越于中央和地方政府。由此最高权力机通过立法途径来规范财政收支划分势在必行。 如何征税、如何制定征税法律以及财政预决算的审议，几乎是各国议会的最根本任务之一，也是西方国家宪政发展的主要动力。 马克思曾经指出：“在我们面前有两种权力：一种是财产权力，也就是所有者的权力，另一种是政治权力，即国家的权力。” 国家权力在经济上实现自己的形式就是税收，人民权利在经济上实现自己的形式主要是针对国家的财产权。 人民的财产权、经济社会权利和国家的权力尤其是财政权之间的关系是我国未来社会发展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 国家财政来源于公共税收，合理的税制税负及纳税人或纳税人的人大代表机关对公共财政支出的监督就成为关键的环节之一。 人大审查预算的宪政意义在于提供了人民代表大会监督制约政府以及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利益平衡的媒介。 公共财政制度是国家政治体制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其重要性不下于选举制度、政党政治、议会制度和舆论监督制度。 因为公共财政制度的建设可以成为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结合点，从收入和支出两方面改造公共财政，以遏制腐败、加大政府透明性，调节收入分配、缓解社会矛盾，增强国家能力。 构建税收（宪）法定的预算民主制度，以及政府财税收入的具体征收和用途要经纳税人选出的代议制机构审定批准的政治安排，应该成为未来中国新政治体制建设的一个逻辑起点。 财政预算 近年来公共财政制度的建设成为财政宪政的突破口。其通过强化对政府预算的审查进行的。 全国人大预算工作委员会预先审查预算草案，体现了全国人大的宪法权威； 全国人大第十届二次会议除了对2003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及2004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进行审议以外，还增加了一个重要的事项，首次对7个中央部门的预算进行了审查。 地方上：2001年广东省率先制定实施《预算审批监督条例》；2002年广东省人大常委会设立预算监督室；2003年广东省十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拿出了一份长达605页的“广东省省级部门预算单位预算表”，囊括了省政府所有的102个部门年度预算；浙江人大常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