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六朝重视声貌辩才的社会风尚.docVIP

论六朝重视声貌辩才的社会风尚 ──名士文化与名僧文化之比较 何剑平 【内容提要】六朝时期，名士的言谈举止主导了中国时尚的一个阶段。很多人成为人们崇敬、模仿的对象。在佛教初传入中国之际，这种风尚与佛家本有之重容礼美的观念相合。因而在当时名僧与名士文化相互作用，共同推进了时人所好尚之风气。文章通过对名士对名僧在声貌辩才上的比较，探讨了两者之间的某些相近或相似内容。 【关键词】名士 名僧 六朝 社会风尚 汉魏六朝，尤其是魏晋至刘宋之间，乃是中国文化急剧变化的时期。在此期间有许多值得深思的学术问题，文人重视容貌美即为其一。不少学者曾对此作过细致的研究，例如宗白华曾就道家思想的影响探讨其渊源，王瑶认为其背景是后汉以来人物评论的余风以及重视仪容与服药的关系，张伯伟则把重视体貌姿容看作中土文化与外来佛教文化交互影响的结果。关于六朝重视容貌之风尚的源流，这些论述可谓已得大略。 之所以说“大略”，是因为尚有若干细节问题仍缺乏讨论。例如，为什么当时的名士与名僧皆重相貌之美，有无各自的经典依据？他们除重视容貌之外，是否也重视其它相关的品质？以上两类人物在生活行事上多有相似之处，是相互影响还是毫无关涉？等等。这就有必要作进一步的考察。为此，本文拟以当时名士与名僧关于人物形象的共同价值观为研究对象，利用当时文人诗赋、历史记载及佛教经藏，从比较中探讨其原理和原因。 一、名士风貌 名士风貌是伴随知识阶层识鉴人伦的习惯而产生的。从历史的角度看，其起源可追溯到后汉末年的郭林宗。魏晋以降，由于玄学的兴起，名士风貌得到光大。魏正始年间成为“好变改法度”、视“《六经》为圣人糟粕”的时期，社会变迁给道家哲学的中兴提供了表演的黄金机缘。王弼注的《老子》、郭象注的《庄子》均被视为权威之作，它们不仅成为玄学家“辩名析理”的中心题旨，何晏、王弼、阮籍、嵇康等人的立身行事还影响到了士人的语言、举止、趣味、习尚，形成了一种完全不同于汉儒的关于人物形象的审美标准。《世说新语·容止》篇保留了当时人对这些名士风貌的评论： 何平叔美姿仪，面至白； 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 王夷甫容貌整丽，妙于谈玄，恒捉白玉柄麈尾，与手都无分别； 潘岳、夏侯湛并有美容，喜同行，时人谓之“连壁”。 通过这些记载，我们似乎可以得出结论说：当时社会上普遍重视形貌之美，魏晋名士自然也以形相之美而为世所重。然而这种认识却失于皮相。因为在这些现象之后有一个至关重要的细节：刘义庆在为《世说》作《德行》、《言语》等三十六门分类时，已将《容止》篇独立出来，可见重视容貌美未必就是当时社会的整体风尚。相反，若将《识鉴》、《赏誉》、《品藻》与《容止》篇参读，就会发现当时人对名士的爱慕和赞叹除了针对其外貌之外，还针对了其它一些品质。例如何晏不仅貌美，且“以才辩显于贵戚之间”（《世说新语·识鉴》注引《傅子》）；阮籍“容貌瑰杰……博览群籍，尤好《庄》《老》，嗜酒能啸”（《晋书·阮籍传》）；卫玠“好言玄理”，人们为之“叹息绝倒”，谓为“复闻正始之音”（《晋书·卫瓘传》）；裴楷不仅“容仪俊爽”，而且“博涉群书，特精理义”，时人谓之“玉人”（《晋书·裴楷传》）。由此可见，当时才俊并非仅凭容貌而见重于世；世人对于名士的评价包含有容貌之外的准则。以下四例可以为证： 刘尹至王长史许清言，时苟子年十三，倚床边听。既去，问父曰：“刘尹语何如尊？”长史曰：“韶音令辞，不如我；往辄破的，胜我。”（《世说新语·品藻》） 谢公云：“长史语甚不多，可谓有令音。”（《世说新语·赏誉》） 王汝南既除所生服，遂停墓所。兄子济每来拜墓，略不过叔，叔亦不候。济脱时过，止寒温而已。后聊试问近事，答对甚有音辞，出济意外，济极惋愕。仍与语，转造清微。济先略无子侄之敬，既闻其言，不觉懔然，心形俱肃。遂留共语，弥日累夜。济虽俊爽，自视缺然，乃喟然叹曰：“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世说新语·赏誉》） 绰子遐，善言玄理，音词清畅，泠然若琴瑟。尝与河南郭象谈论，一座嗟服。（《晋书·裴绰传》） 由此可见，名士除了追求容貌美之外，同时还讲求辩才及措辞的音调。例一关于“韶音令辞”及“破的”技能的比较，例二对王蒙“令音”的赞赏，例三因“答对甚有音辞”而引起的钦敬，都表明时人对论辩才能、措辞语音高度重视。 这种关注辩才语音的情况一直延续至宋、齐二代。例如江南望族张氏人才辈出，自张敷以来，并以理音辞、修仪范为能事。《宋书·张邵传》载张敷“性整贵，风韵端雅，好玄言……善持音仪，尽详缓之致。与人别，执手曰：‘念相闻。’余响久之不绝”。张敷从弟张畅“音仪容止，众皆瞩目，见者皆为尽命”。名士们不仅注意修饰仪表，还讲究声音仪制，并有意识地将发音作为名士的一种基本素养。 齐梁时代是辩才语音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齐上承宋代清谈雅论的余绪，华辩之风益昌。文士对音声的追求更为艺术和专门，永明以后出现了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