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敦煌吐鲁番经济文献研究.docVIP

关于敦煌、吐鲁番经济史文献研究的几个问题 　　 摘要:唐代敦煌、吐鲁番文献资料所反映的各项制度,固然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但无疑更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的是大唐帝国实行于全国的制度,从这个意义上讲,敦煌、吐鲁番所出文书,绝不只是地方文献、只是反映了西陲地方一域,而是具有普遍的史料价值与学术意义的。我们只有将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资料很好结合,才能使研究不断深入。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敦煌吐鲁番学研究,与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许多方面一样,突飞猛进,受到空前的重视,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取得了世人公认的成就,陈寅恪先生早年曾言“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①现在,学术界运用新的出土文献,研究新的问题的“预流”者,可以说是越来越多了。 综观多年来中国敦煌、吐鲁番学研究,史学、文学、宗教、艺术、科技等等,各个领域可以说是异彩纷呈,各有千秋。这里,我仅就敦煌、吐鲁番出土经济文献研究的问题,谈几点粗浅的看法。 一 　　首先,关于敦煌吐鲁番地区的经济文献,对于研究当时全国经济现象的普遍意义问题。 敦煌这个地方,与历史时期的其他地方相比较,由于其地在西陲,处于东西交通孔道的咽喉地 带,而且是多民族杂居地区,因而有其特殊的一面。同时毫无疑问,敦煌又有其与中原地区相同或者叫做共同性的一面。 由于特殊的原因,敦煌给我们留下了大量丰富的文献,但不是说其他地方历史上就没有自己的文献。例如吐鲁番,距敦煌不算远,在与敦煌文书面世大体相同的时间,尤其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后,曾发现了数量相当可观的吐鲁番文献、文物资料。而且这个过程还在继续。如近期中华书局出版的由荣新江等先生主编的《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上下册,收入了吐鲁番出土文献及墓志墓表等资料300件左右。这就是最新发现的资料。②可以肯定地说,类似的资料今后还会继续发现。 当然,敦煌、吐鲁番,包括西北的其他一些地方,有其独特的地理、气候条件,这才能使大量的文献、文物以特殊的方式保存下来。毫无疑问,当时在其他的地方,特别是在一些重要的都会、城市、镇市、宗教中心、要塞、关隘、交通要道,包括当时的各地方基层组织所在地,历史上也一定会存在过大量的文献。只是由于多方面原因,特别是地理与气候方面的原因,使这些文物、文献未能保存下来罢了。 历史研究,强调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已出土的大量敦煌、吐鲁番文献资料,为我们提供了文献出土地区当时基层社会的实态。但是,我们目前所能看到的材料,毕竟是属于当时极少数地方的有限的文献,而更多地方的文献,我们已无法见到。是不是我们就不能根据这些材料,对其他地方的情况做些推测呢?这应不应该成为影响我们对历史进行正确的理性逻辑推理与考证的根本限制呢?我以为不能。我们在进行历史问题的分析时,应当思考,如果其他地方也出有同一时期的文献资料,内容会是什么?它所反映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典章制度等内容,会在多大的程度上与中央政府的规定、中原地区的情况相一致?会在多大程度上与其他地方的情况相一致?同时,它又会具有多少自己的地方特色? 具体来说,这涉及三个方面,一是我们所知道的传世文献资料中所反映出的中央的各项典制、方针、政策,二是在敦煌、吐鲁番等地出土的以往我们不知道而现在已大体知道的各类文献资料,三是目前未能发现、但历史上在其他地方肯定也会存在过的我们无法知道的各种文献资料。我们研究的任务之一，是通过已发现的有限的地方出土文献资料,结合已有的传世的文献资料,了解中央政权、中原地区的各项典制、方针、政策及其在地方上得到了多大程度的实施;地方政府及基层组织又在多大程度上根据所在地的实际情况,做了因地适宜的变革。由此两者,我认为还应当在此基础上,对第三个方面,即对目前尚未发现文献资料的其他地方曾经有过的各项制度以及其他方面的方针、政策、典制包括文化宗教思想等,进行比较正确的历史的理性逻辑推理、考证,由此来研究全国其他地区一些带有普遍性的问题。 也许有人会认为,对敦煌、吐鲁番以外的地区,进行史实的逻辑推理,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因为史学研究,不能凭空讲话,下虚妄之言。有的人认为,远在西陲之沙州、西州,并不能反映其他地区的历史与情况,因而有意无意贬低了敦煌、吐鲁番文献资料与相关的学术研究的学术价值与普遍意义。在时下一些关于这个历史时期的相关著述中,有些学者对敦煌、吐鲁番文献已能确凿说明的事实视而不见,很少或者根本不利用敦煌、吐鲁番文献,即是这种情况的反映。 我认为,若从总体上来看,敦煌、吐鲁番文献资料,其具有的普遍意义是大于其地方的特殊性的。试以吐鲁番文献为例,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后,特别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吐鲁番地区先后出土了从十六国时期至唐代的大量文书,其中属于唐西州时期的文书,又占了大多数,内容十分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