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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城市增长模式与经济学理论研究 论文 提 要：中国增长模式之所以不能被理论界解释，盖因主流学派依托的新古典理论存在致命的弱点。基于消费者竞争和生产者竞争的新定价规则，拟对政府的市场角色和行为做出新的解释。按照这个规则，类似于“土地财政”之类的增长模式，构成了“中国模式”的核心。中国模式与“标准模式”的差异，在于城市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商业模式不同。在新的理论框架下，基于土地融资的中国城市增长模式，就不再是一无是处，而是存在被改进、发展的可能。 关键词：土地财政，价格理论，城市增长 　 观点之分歧，皆源于理论。理论差异没有解决，观点分歧就不可能分出是非。没有理论的“思想竞争”，必然是各说各话。思想的取舍存废，也只能靠支持者的多寡或学术江湖地位的高低等“场外规则”来决定。最近，笔者不经意间卷入的“土地财政”模式之争(赵燕菁，2011)，也是如此。争论中，没人愿意听完对方观点的阐述，而是急于抢占“道德制高点”，争取更多围观的群众(马光远，2010)。结果，辩论演化成对骂，竞技变成了群殴。思想竞争，只能凭借赛场上的实力，而不能依赖场外支持者的多寡。“土地财政”攸关城市增长模式，规划师是无法缺席的论方。在同很多一流经济学者当面交锋中感到，如果不尽快澄清各自分析工具的差异，争论就一直会停留在娱乐大众的浅表层次。1 价格理论：新古典与非新古典当代经济学的大厦，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新古典价格理论基础上的。也是笔者的辩论对手依凭的主要理论工具。在马歇尔之前，价格理论大体上分为两派：古典经济学家认为市场是供给和生产一侧决定的，生产者的成本是价格的核心因素；而边际学派则认为，市场是消费和需求一侧决定的，消费者的偏好，决定了产品的价格。马歇尔将两者结合起来，认为市场价格是供给和需求共同决定的(Alfred Marshall，1890)。在完美的市场里，应当有一个均衡解，使得供求双方都无法在不损害对方情况下，增进自己的利益。随后的经济学，基本上都是在这个框架下发展起来的。但也正是从这个框架开始，经济学逐渐脱离真实世界，转变为逻辑内恰、自我证实的数学游戏。为了确保向上的供给曲线，报酬递增和规模经济被排除。劳动力和资本取代了利润和固定成本、可变成本成为新的生产函数；增长被装进“技术进步”的黑盒子；剩余(利润)和固定成本成为冗余概念；为了确保均衡的存在，价格一开始就被假定了，价格理论从寻找价格，转变为寻找给定价格下最优的要素分配；竞争被“完全竞争”所取代，而这个所谓的完全竞争，实际上根本没有竞争(Hayek，1948(1980))——没有人可以通过改变价格最大化自己的剩余。在这个框架内，许多现实中大量存在的经济现象，如垄断和政府行为，被经济学家判定为“无效率的”。公共产品理论、增长理论、拍卖理论、博弈理论……，一个又一个新理论被提出来，以修补千疮百孔的马歇尔框架。甚至经济学本身也被分为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面对同一个经济现象，不同的经济学家应用同一个理论，可以给出众多完全不同的解释。经济学被讥讽为“把现实中原本行得通的东西，放到模型里，看看是否行得通的”的后知后觉的学术游戏。当中国经济以违反经济学“原理”的模式高速增长后，经济学家先是认为只是“过渡”，然后又认为“不可持续”，最后，干脆断定“必须转型”。而与此同时，符合“标准”经济学原理的增长模式和制度，却一个又一个爆发严重的危机。显然，在主流经济学的框架里，地方政府的行为(像企业一样盈利、竞争)，乃至政府在市场中的角色，都不可能得到合理的解释。不彻底重建经济学大厦的基础，就不可能理解“土地财政”的本质，就不可能终结学术争论的混乱。这个基础，就是基于马歇尔框架的新古典价格理论。2 新的框架：供大于求还是供不应求从哈耶克到科斯，众多顶尖学者都曾对马歇尔的框架提出过质疑。但马歇尔框架依然是经济学本科教材中的基本原理。无数才华横溢的学者，依然醉心于编制这件已经衣不遮体的“皇帝新衣”。一个根本的原因，在于经济学到现在仍然没有一个与马歇尔框架平行的替代框架。马歇尔究竟错在哪里？受达尔文思想的影响，马歇尔方法论的一个核心，就是“自然不能飞跃”(Alfred Marshall， 1920)。他认为，供、需双方犹如剪刀的两翼，市场价格决定于双方的力量均衡。据此，马歇尔假设了两个连续的曲线——一个倾斜向上的供给曲线，和一个向下倾斜的需求曲线。两个曲线交点处的价格和数量，就是市场上的均衡价格和数量。为了确保这两个曲线有一个交点，两者被放到了同一个坐标系里。而这正是马歇尔框架错误的起点。为了使价格研究重回竞争的市场并为制度分析提供理论基础，笔者在提交给卡迪夫大学的博士学位论文《城市化进程中地方政府的市场角色》(Zhao Yanjing，2009)中提出了一个新的价格理论。在这个框架里，需求函数和供给函数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