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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大学中的共同治理与弹性学术参与模式 耿益群 由于市场因素不断介入高等教育领域，在英国高等教育领域中以“法人”（corporate）为中心的治理模式与传统的“协商”（consensual）的学术途径之间的张力不断加强。很多人很不情愿看到学术人员在院校管理中的作用的削弱，很多学者开始关注所谓“共同治理”（shared governance）的传统是否能够延续下去的问题。有些学者持非常乐观的态度，认为“共同治理”的传统不会衰落，学术人员可以通过将“法人”模式与“协商”的模式相结合的方式成功地参与院校管理。通过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高等教育领域学术人员参与程度降低的历史的审视，学者们分析了大学中“法人”治理模式所存在的根本问题，提出了具有弹性的共同治理模式。 一、至高无上的学术权力 1974年，穆迪和尤斯泰斯（Moodie Eustace）认为英国大学管理中的权力应由学术人员掌握，因为只有学术人员才具有能力和资格来规范学者的公共事务。他们通过伦敦大学自1836年以来管理结构的变化说明，20世纪英国大学管理权力从外行控制向由学术人员控制的转变，大学的管理越来越由学术评议会（Senates）主导，形成了自我管理的学院式的结构（collegial structure），学术人员以“绅士的风度”参与实际管理。显然，20世纪英国的大学主要是内部自我管理的机构，几乎在所有主要领域的决策都是由学术人员做出的。1974年，这种状况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与三十年前没有什么区别。2002年，学者迪尔洛夫（Dearlove）进一步说明了这一事实。他认为，应该谨慎做出“协商”的大学管理模式已成为昨日黄花的判断。他对自我管和学院式风格（collegiality）的概念进行说明，认为学院式风格指的是财政独立、民主参与、共同的价值观、学术人员的平等地位、将非学术人员排除在外。穆迪和尤斯泰斯认为，评议会是做出学术决策的重要场所。但是他们认为学术评议会并非一个包括所有学者在内的平等的机构，事实上，评议会更多地是由教授职位的学术人员主宰，并不能够代表院校的所有领域。因此学术自我管理内部产生一系列的张力，诸如拥有权力的学术人员和没有权力的学术人员之间的张力问题，必须得到解决，否则就无法讨论目前学术人员参与院校管理的问题。穆迪和尤斯泰斯所探讨的学术人员至高无上的权力发展到今天，在高等教育领域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精英的高等教育体系已经发展为大众化的高等教育体系、大学的资助不断减少、外部审查越来越多等等。因此，有学者认为，与大众化和市场化相关的各种因素使得大学独立自主的权力难以为继。大学不再是由国家资助的、财源充足的自治机构，学术人员也不能够再以学院式的民主方式管理自己，也不能够再按照自己的选择进行教学和研究。目前，教师评议会和教授会（Faculty Boards）阻碍了院校对外部环境做出迅速反应的能力的发展，并在寻求咨询和协商的文化和快速做出复杂决策的要求之间产生了张力。应该认识到，与1992年以前的院校相比，1992年以后的一院制的高等教育机构的管理模式中，至高无上的学术权力已不复存在，学术委员会（Academic Boards）的权力受到削弱和限制，学术人员在院校中的呼声日渐微弱。但高等教育中的很多因素还和从前一样，比如，教学和科研以及大学的组织特点等。这些特点使得即使发生了很大的外部环境的变化，高等教育中的学术人员参与管理的机制仍然能够得到加强。值得注意的是，穆迪和尤斯泰斯曾指出自我管理的学术人员应该对“他人”负责。随着高等教育的变化，“他人”的构成也发生了变化，并成为大学管理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利益攸关者”（stakeholders, 包括学生、雇员、资助委员会和社会等）成为一个时髦的词汇。问责（accountability）和效率的要求促使大学追求管理效益。同时，对学术人员不能够管理其自身事务的批评之声迭起，似乎使得在大学内部建立一个由外行主宰的管理机构变得越来越重要。 二、管理机构的作用 目前英国大学的立法框架中，都视管理机构（the governing body）为大学中最重要的机构。英格兰高等教育资助委员会（HEFCE）明确指出董事会（Council）是院校的管理机构，负责大学从英格兰高等教育资助委员会获得的资金依据“1992年法案”得到合理的使用。大学董事会主席委员会（CUC）也指出，董事会负责大学事务的最终决定权，并罗列了在立法范围内董事会成员的一系列的关于健康和安全、保护言论自由等方面的职责。规范学者对公共事务的权力现在归管理机构所有，学术人员的参与管理的活动被边缘化：管理是针对学术人员的，而不是由学术人员进行的。这种模式对“共同治理”模式造成了直接的威胁，在董事会的规范下，如何实现学术人员“共同”的管理作用的问题令人难以回答，似乎管理问题已经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