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湖南书院略论.PDF

宋代湖南书院略论 湖南省文物局 郭学仁 内容提要: 本文论述了宋代湖南所创立的岳麓书院、石鼓书院、碧泉书院和城南书院等几所 著名书院在全国书院中的地位和影响，以及湖南书院发展的特点和发展阶段，较为深入地分 析研究了宋代湖南书院发达的原因和书院建筑的浓郁人文特色。 关键词: 宋代 湖南 书院 书院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种教育组织形式。宋代是书院制度由形成到完善的重要阶段 和关键时期。宋代湖南的书院，在中国书院发展史乃至文化、学术、教育、建筑史上都具有 重要影响。 一 书院之名，始于唐代。传统观点认为，唐玄宗时代建于朝省的丽正、集贤书院是最早 使用“书院”名称的机构。而邓洪波先生认为: “唐玄宗时代的文献就可以证明，还在丽正、 集贤书院之前，民间已有书院存在，最明显的例证就是今日湖南攸县的光石山书院”。[1] 书院真正成为传播文化、交流学术、培养士子的场所，则始于五代南唐的白鹿洞书院，当时 称为白鹿洞国学或国庠。《玉海》中述：“南唐元（937年）中因洞建学馆，置田以给诸生， 学者大集，以李善道为洞主，掌教授，当时谓之白鹿国庠。”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所完备的 书院。至北宋初，我国书院制度才初步形成。北宋开宝九年（976年），潭州太守朱洞在原 僧人办学的遗址上，即岳麓山下的抱黄洞附近正式建立起了岳麓书院，不仅仅是能让“士得 室以居，得书以读”的简陋学舍，而成了拥有“讲堂五间，斋序五十二间”[2]的规模宏大的 书院。咸平二年（999年），李允则继任潭州知州后，“修广舍宇”，使书院肄业生达到60 余人[3]。李允则的努力，奠定了岳麓讲学、藏书、祭祀、学田四部分构成的基本格局，标志 着强化了教育、教学功能的书院规制的形成。北宋王禹在《潭州岳麓山书院记》中赞誉道: “谁谓潇湘，兹为洙泗；谁谓荆蛮，兹为邹鲁。”把岳麓书院比之孔孟之乡的“洙泗”、“邹 鲁”。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宋真宗召见岳麓书院山长周式，对周式兴学颇为嘉许，“拜 国子学主簿，使归教授，诏以岳麓书院名，增赐中秘书，于是，书院之称始闻天下，鼓笥登 堂者相继不绝。”[4]至此，岳麓书院在全国的特殊地位完全确立，成为天下书院之首。 比岳麓书院稍晚的是石鼓书院。石鼓书院在衡州（今衡阳市）石鼓山，唐代元和年间， 李宽建院读书其中。宋至道三年（997年），郡人李士真援唐代故事，向郡守申请创建书院 于李宽结庐读书之地。景礻右二年（1035年），集贤校理刘沆知衡州，奏请仁宗皇帝赐学田 及“石鼓书院”匾额[5]。石鼓书院在“三书院”说中名列第二，在“四书院”说中也是二有 其名，可知在宋初有相当大的知名度。 碧泉书院和城南书院也是宋代湖南影响较大的书院。碧泉书院由福建崇安人胡安国、 胡宏创建。南宋建炎四年（1130年），胡安国从荆门避居湖南，于衡山之麓（今湘潭）开舍 结庐，创办书院。绍兴间，其子胡宏正式定名为碧泉书院,并撰写《碧泉书院上梁文》，力 辟“干禄仕以盈庭，鬻词章而塞路”的学风；认为“穷理既资于讲习，辅仁式藉于友朋”， 期望“远邦朋至，近地风从”，共同“寻绎五典之精微，决绝三乘之流遁”，以振伊洛之业 于无穷，以回洙泗之风于万古。胡氏父子以书院为阵地，研究传播心性之学，培养弟子，形 成了自己经邦济世的学术风格。其时，张木式、韩璜、吴翌、彪居正、孙蒙正、杨大异、赵 猛、赵棠等一大批学者云集门下，就学其中。清代学者全祖望在黄宗羲《宋元学案》序录中 评曰: “绍兴诸儒所造，莫出五峰之上。其所作《知言》，东莱以为过于《正蒙》，卒开湖 湘之学统。”[6]正是由于胡安国、胡宏父子开创碧泉书院，研究和传播理学，“衡岳湖湘之 学，皆起于此”[7]，成为湖湘学派的奠基人。南宋初，湖湘学派影响很大。黄宗羲评价说: [8] “湖南一派，当时为最盛”。 城南书院位于潭州城南门外妙高峰下，由张木式绍兴三年（1161年）创建。其父张浚 书“城南书院”额。乾道三年（1167年），朱熹自闽来访，与张木式会讲于岳麓、城南二院。 二 在宋代，湖南不仅拥有像岳麓、石鼓、碧泉、城南这样著名的书院，而且书院数量也 居全国前列。据统计，北宋时期，湖南有书院12所[9]，仅次于江西，排名第二;南宋时期， 湖南有书院44所[10]，仅次于江西、浙江、福建，名列前四位。对北宋时期书院的发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