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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牡丹亭》 【摘要】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向大家呈现与《牡丹亭》有关的故事。其一是《牡丹亭》最初的创作历程及其作者汤显祖的故事；其二是由《牡丹亭》而引发的“汤沈之争”，论争的焦点是《牡丹亭》的音律问题；其三是青春版《牡丹亭》掀起的“牡丹热”、“白旋风”。 【关键词】扛鼎之作、“汤沈之争”、音律、中国昆曲、青春版、白先勇 绪论 《牡丹亭》的诞生可谓是“应运而生”，它倾注作者汤显祖太多太多地心血，遂成为汤显祖的扛鼎之作。然而，正是这部宏伟之作引发了明代戏剧史上所谓的“汤沈之争”，致使人们对这场争论至今尚无合理的解释。古人看重的是《牡丹亭》的故事所反映的社会现实，它有力地抨击了封建社会的“存天理，灭人欲”的腐朽思想，宣传了人的一些正常欲求。而在当今社会，没有了封建道德观念的束缚，人们的物质文化水平不断提高，在这种趋势下，更多的人开始追求精神文化需求，正所谓“牡丹情缘”不会停。青春版《牡丹亭》，人们赋予它新的内涵。 一、汤显祖及其《牡丹亭》 （一）《牡丹亭》的问世是必然的 汤显祖（1550---1616），字义仍，号海若，又号若士，晚号茧翁，别署清远道人。出生在江西临川的一个祖上四代都有文名的书香之家。聪颖的天资和良好的家庭教养，使他二十多岁便饮誉文坛了。但他秉性刚正，因不受宰辅张居正的笼络，在科场上屡受打击。直到万历十年张居正病故之后，他三十四岁时，才考中了进士，三十五岁正式步入仕途，被授以南京太常寺博士的闲官。当时明王朝极端腐败，皇帝昏庸糜烂，官吏贪污腐化，宦官特务横行，人民苦不堪言。万历十九年，在南京做礼部主事的汤显祖，在百官沉寂、噤若寒蝉之时，借“星变之儆”的机会，向神宗皇帝上奏了著名的“论辅臣科臣疏”，抨击了首辅申时行等的不义及吏科都给事中杨文举等的贪赃枉法，为此被贬到广东徐闻县做典史。一年后，被升调为浙江遂昌知县，在任五年间。尽力为当地百姓做了一些好事，但也看清了明王朝从中央到地方的腐败与黑暗，内心对政治已深感绝望，于是在48岁那年主动辞职回乡。从此过起了著书立说，寄情词曲的林下文人生活。 在中国戏曲史上，汤显祖是一位最富哲学气质的作家。他曾师从泰州学派的代表人物罗汝芳，此外对这一学派的另外两位启蒙思想家李卓吾与释达观也十分钦服。这个学派针对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口号，主张人性自由，肯定人的情欲的合理性，直接冲击封建王朝的意识形态，在晚明思想文化领域形成了一股带有启蒙色彩的非理性思潮。汤显祖受其影响，形成了一套十分独特的“以情反理”的哲学美学思想。陈继儒《批点牡丹亭题辞》引汤式之言说：“师讲性，某讲情。”他在《沈式弋说序》中写道，“是非者理也”，“爱恶者情也”，“情在而理亡”。汤氏所谓“情”，既包括男女爱情，也包括人生的一切欲望与追求，指的是生命内在的自然本真状态：所谓“理”，就是理学家们制订的伦理道德规范，属于强加于人性的外在的东西，而不是生命本体固有的。他认识到现实“理”对“情”的扼杀和异化，强调二者不可调和的对立性。他在《寄达观》中说；“情有者理必无，理有者情必无。”为了与理学家的“存天理，灭人欲”口号相对抗，他在《牡丹亭题辞》中旗帜鲜明地提出情感至上主义的观点：“情不知所以，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能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这种情至说，显然带有人本主义和个性解放的启蒙色彩，代表着晚明的时代精神，对当时和后来的文学家与戏曲家产生了深渊的影响。 汤显祖生活的年代，中国封建社会伦理规范日益走向腐朽反动。作为官方统治思想的程朱理学，将三纲五常，忠孝节义等视为天理，将人的一些正常欲求，如对爱情的追求、婚姻的自由等视为邪恶的“人欲”，认为“天理存则人欲无”，鼓吹“存天理，灭人欲”。它对妇女的残害格外严格，要妇女“从一而终”，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大力提倡和表彰妇女殉夫而死的所谓“节烈”行为。皇帝皇后亲自参与编纂教化妇女遵守节烈道德的训诫①，成千上万的妇女殉节而死②。 在这种情况下，汤显祖的《牡丹亭》以杰出的戏剧形式和深刻的叛逆内容，向窒息人性的程朱理学、封建道德发出了猛烈的冲击。《牡丹亭》作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是汤显祖弃官回乡后立刻着手写的。多年来对现实的不满，对社稷倾危的 忧心，对自己身世的愤懑，使他的情感犹如火山一样喷发而出，把全剧的梦境燃成一片灿烂的极光。 《牡丹亭》全名《牡丹亭还魂记》，完成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秋汤显祖弃官归里之后。全剧五十五出，写坚壁于深宅大院中的贵族小姐杜丽娘将对爱情的渴望幻化成为梦境，与一陌生青年柳梦梅在梦中相会，“由梦生情、由情而病，由病而死，死而复生”，最后终成眷属的故事。反映了人们尤其是青年男女反对封建礼教、追求自由幸福爱情、要求个性解放的心声。《牡丹亭》写幽居于深闺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