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地区行（丁四保）.pptVIP

贫困地区行:对发展问题的思考 在宁夏、甘肃和贵州的调研 2008年11月4日~18日 一、又遇到了生态不经济、经济不生态的问题 从贵州石漠化山区的生态经济林治理所想到的 生态经济林：栽培花椒、果树等木本植物形成经济收入，用金银花等藤本植物覆盖裸露的石头，用豆科植物覆盖裸露的地表。理想的结果是，在干热河谷地区栽培的花椒可以明显形成农户的收入（每斤20元左右，8~10年的收获），柑橘和桃树等也可有收入的提高，其他植被则产生明显的生态修复效果。 实际问题是，当地农户只愿意接受“懒庄稼”的花椒（无须增加很多的田间管理），而砍掉了其他； 造成了花椒的纯林，面临病虫害的威胁； 地表依然裸露，水土流失的威胁在继续。 ——这就是典型的“经济不生态”，生态恢复和修复在技术上都没有多大问题，技术进步没能最终解决问题。 贵州花江县的花椒纯林 贵州花江县的花椒纯林 金银花已经被砍掉了 二、生态移民问题在甘肃金张掖的民勤县遇到的问题 “生态移民”与“扶贫移民”不同，一是目标上的不同，即，移民是为了减轻当地的生态系统压力，二是被迁移的人口并不一定贫困。 如，民勤县石羊河下游灌溉区的居民可以依靠种植棉花、孜然、辣椒等作物的收入水平要高于仅种植小麦的地区。 青海三江源地区的牧业人口在迁移之前的收入水平也不低。 即使在国有林区，林业职工在山上“划拉”的收入是可以保证的。 这里显然存在着政府干预、政府强制的问题： ——“生态不经济、经济不生态”是市场条件下无法摆脱的困境； ——如果政府提供发展生态经济的“补贴”，或者是对农户实行奖励，则可克服“生态不经济”； ——生态移民就是政府对经济破坏生态过程的强行禁止，农户或牧民的经济损失可以看作是他们对破坏生态系统的补偿，只不过政府在许多方面代替农户和牧民承担了大量补偿而已。 三、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政府为农户的生态、环境外部性买单 克服外部性的经典政策是“庇古税”——“谁破坏谁治理”、对破坏生态环境的企业征收税费，成本内化。 一个在欧洲的普遍做法：农户必须向处理庄稼秸杆的生物质燃料电厂支付“垃圾处理”费用。 而在我国，生物质燃料电厂只能向农户“收购”，企业要为农户提供经济收入，政府要为企业提供补贴。 看看我国政府为农户生态环境外部性购买的帐单 ——对生态退耕（退牧、退林）的补偿，粮食与现金； ——支付生态移民的各种费用； ——建设“新农村”，村村通（电、水、广播电视、道路）和卫生、医疗、教育等等。 ——实施大规模的水利建设、流域治理、防风治沙、植树造林、草原恢复等。 甘肃民勤的生态移民工程 国家在宁夏彭阳县实施的流域治理 国家在宁夏彭阳县实施的流域综合治理 政府还可以做的： ——对农户的生态经济行动实行直接的资金奖励； ——为农户的生态经济产品提供“生态标记”，增强其市场竞争力； ——设置禁止开发、限制开发区域，为限制“经济”、保护“生态”买单，支付补偿。 一个结论是： “经济不生态、生态不经济”是市场经济配置资源所难以克服的生态经济鸿沟。 依靠技术进步的力量是有限的。 政府的强制和干预看来是有效的。 四、政府的能力是一个关键性问题 1、先看看地方政府的能力 贵州的石漠化山区治理、“一池三改”（沼气池建设带动改厕、改厨、改灶），宁夏的扶贫移民，甘肃的流域治理、节水型农业建设、防风治沙等均要求中央政府的专项投入。 贵州各个县的年均财政收入只是在4000~5000万元左右，完全依靠上级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支撑。 我国西部大开发的基础设施建设基本上都是中央专项（电力、石油、交通、水利等）。 生态退耕的补偿亦基本上由中央政府提供。 贵州安顺地区的紫云县，“国贫县”的县城 2、我国财政转移支付的公共财政制度 一般都在建立在“三级体制”上，即，中央财政出一些、地方配套一些、企业或农民自筹一些。 中央财政的投入要求发挥“杠杆”和放大作用，不能代替地方、企业和居民的“财政努力”。 比如这次中央政府救助国民经济的4万亿大餐，国家只拿1万亿，其他是杠杆“撬”出来的。 3、各级政府的钱是从哪里来的 各级政府的财政能力还是来源于传统的工业化经济，而不是生态经济，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 国家财政能力的大幅增长主要来源于企业税收、关税。 发达地区及其企业能够积极响应中央的投资也是因为它们拥有发达的工业化经济。 一个结论是： 必须通过一种空间安排、区域制度，从地理学的思路出发，才能真正实现“生态经济”或“经济生态”，这就是“主体功能区”。 即，设置一些重点开发区域来重点发展经济，设置一些限制开发区域来保护生态。 所以，协调区域与区域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人与自然的和谐要依靠区域之间的协调。 五、协调区域关系：培育重点开发区域？ ——地理环境条件的限制：西北地区没水（绿洲的限制），西南地区没地（坝子的限制）。 ——工业化进程的限制：几个城